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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逆光

编辑:骆 驼 | 时间:2020-03-15 | 来源:《北京文学》2020年第3期 | 罗伟章 | 浏览量:1354

 

住进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对我而言,说出这个意义重大。满二十岁时,我看着那些上了二十五岁的人,心想,那么老了,没做出一件遮脸的事,居然也在吃,也在穿,还在那里笑。你笑啥呀,你去哭吧!太阳升起,街灯亮起,春去了,秋来了,我也二十五了。我的二十五岁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要说区别,只因父亲做着一门好生意,能轻轻松松给我一套房子。这套房在摸底河边,四站路可到杜甫草堂。父亲说:“那是给你的婚房,以后就不会管你了。”听口气,他多半跟我一样,二十岁时,鄙夷过二十五岁的家伙。

现在轮到他鄙夷自己的儿子了。

他有这资格。二十四岁半,父亲即入车行,后专卖轮胎,一路发达。但在我身上,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跟他混,也不跟别人混,成天猫在家里。父亲当着他岳母的面,对我爆粗口,说早晓得,我就洒在十姑娘身上了。他到底是山野出身,又要显示文雅和新潮,就把手说成十姑娘。他岳母以为十姑娘是另一个女人,恨了他一眼,又不敢大明其白地恨,只把眼皮下沉,眼珠上翻。这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悲戚。我母亲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本来也是一种工作,但通常认为是被男人养活的,我外婆也跟着觉得自己是被女婿养活的。

父亲是说到做到的人,我刚过了二十五岁生日,就把我赶出了他的家。

“你去那里找个女人吧,去那里生儿育女吧!”他说。

这意思你听明白了,我从“这里”被赶到“那里”时,还没有女朋友,可他偏要说那是我的婚房。单凭这一点,我有些瞧不起父亲。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我后脚还没出门,父亲就把我挤开,先出去了。他很忙。他的忙也让我瞧不起。只要你有心,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属于明天,哪些人沉迷过去,哪些人深陷此刻不能自拔。我父亲属于后者。他对酒精过敏,因而从不喝酒,但他找到了另一种酒,这种酒就叫忙。他成天醉醺醺的,以忙为醉。而他自己认为是被需要。

我父亲五十三岁了。

我是说,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如果你熟悉成都,就知道摸底河和杜甫草堂,都在城西。成都人说,南富,北怪,东穷,西贵。任何概括都是武断的,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我们家就在南边,从我出生时就在南边,中途换过两套房子,但始终在南边。现在我要住到西边去了。父亲这样安排,把我弄糊涂了,难道在他心目中,我非但不是那样糟,还比他高级?通常而论,贵里不仅暗含了富,还明示了地位和身份。然而,当我拎着包裹搬进新居,就不那样想了。在父亲眼里,富就是贵,无富而言贵,只能突显破败,让人不齿。这整个小区,都是经济适用房。城市扩张,河流整治,那些本来有家,现在无家可归的人,就安置过来。我们家虽称不上大富,却也算是有产者,且与搬迁无关,怎么弄到了名额?这不是我要考虑的,考虑这些事,我无能为力。事实证明,我的邻居也与搬迁无关,却和我住了门对门。

虽如此,还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觉得,父亲既把我赶出了他的家门,也赶出了他的血统:他没把我当成他的儿子。他儿子不是政府划定的搬迁户,也不必推着餐车,在车上挂着“阳光快餐”的招牌(省工会颁发,享有市容治理豁免权),蹲在街口,为过路人卖烧烤度日,但他觉得我只配那样活命。周围的小区,七层以上都有电梯,我住的小区全是七层,却没有,而父亲偏偏给我买在了顶楼。这分明是故意的,好让我知道向上爬的艰辛。他以他那个年龄的腰腿来揣度我的了。他的所有经验都来自当下,也只能来自当下。为此我几乎要怜悯他。

新家有三室一厅两卫,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家的样子。我是说,是个三口之家甚至四口之家的样子。但我还没找到女人呢。在中国所有省会城市里,唯成都的女性多于男性,成都的女性比男性多了整整五万,可说这些有意思吗?即使混在女儿国,该找不到女人还是找不到。女人是河流,浪打浪地向前奔涌,你弯腰掬起一捧,缘浅的能嗅到水味儿,缘深的能喝进嘴里,没有缘,就从指缝间漏掉了;用桶去装也一样,不该你的,路上摔一跤,覆水难收不说,还搭上磕破膝盖,啃一嘴泥。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得通。

我想不通的,是父亲为什么那样刻薄。对我,对母亲,对在我们家住了十年的外婆,他都很刻薄。“你爸吃了很多苦。”母亲这样为他开脱。这时候往往是她被丈夫刻薄得苦含着眼泪,丈夫刚刚出门过后。我见不来母亲那样子。她原是幼儿教师,跟父亲结婚后,才做了全职太太,几年下来,就觉得自己除了干这差使,别的啥也不会了。自我省事过后,母亲在我眼里,就长着白色眼圈,棕色肚腹,成天蹦上蹦下。那是笼子里的鸟。这样说还高看了她。主人会对鸟儿打几个哈哈,吹几声口哨,母亲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父亲面前,母亲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在我面前,母亲只有关于父亲的声音。

而她为父亲开脱的话,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任何一部法典规定,因为吃过很多苦,就可以随便对人发火。“你啥时候见他对外人发火?”母亲问我。这倒是真的。父亲只对亲人发火。母亲因此得出结论,说,你爸在外面过得不容易,得时时赔小心,处处递笑脸,要不然能从伙计做到老板?就算是朵花,也不能十二个时辰把笑脸给你,他在外面硬撑着,回家来还不让他甩脸子?母亲又说:“啥叫家?家就是让自己丑得舒服的地方。人在发火的时候都不好看,可只要你爸舒服,又有啥关系?他那么忙、那么累,是为了哪个?”

说最后一句时,母亲朝我扔了个眼神。那眼神是一方土,土里长起来一棵树。土是沃土,树却低矮干瘦。土代表这个家,确切地说是父亲,树是我。

母亲错了。我没出去挣钱,这是事实,但我并没吃白食,每到节日,我都给外婆和父母买礼物,还给住在老家的爷爷奶奶买礼物。他们收下我的礼,并不高兴,是觉得我把羊毛还给了羊。把羊毛还给羊,羊用不着高兴。可真实情况是,自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父母就没再给过我钱。我的钱是自己挣的。我没出去挣,在家里挣。但父母包括外婆觉得,不是拼出来的钱,都不正当,也不长久。他们把一生想得很长,长到海枯石烂,外婆已老得嚼不动芹菜,还是那样想。而他们所谓的拼,一定要去外面流汗水,赔小心。像我父亲,尽管走路吃饭都生怕错过了什么,尽管从网络上学会了把手说成十姑娘,可在他看来,世界只有空间,时间只是空间身上的寄生虫,因此你得走出家门,拳打脚踢,并占据一方地界;占据了这里,这里就跟你亲,那里不是自己的,就心里眼里隔膜,甚至含着敌意。

现在我也是父亲的“那里”了。

小区名叫河风苑。我住在六幢三单元,门牌号14。当我安顿下来,才发现房子装修过:是看见对门清扫装修留下的垃圾,才注意到自己的房子。对门是对老夫妻,说老,也不很老,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还不算很老吗?这要看怎么比。我比的,是三十岁的人,过了那年纪,在我眼里都是老人了。当你老到六七十,年龄便已失效,也不以年龄论你。再说他俩确实精干,大包小袋的垃圾拎下楼,都是自己动手。男的姓陈,我叫他陈叔;女的姓姜,我叫她姜姨。按理该叫爷爷奶奶才对,但我怕那样叫,别人不喜欢。

陈叔和姜姨对我十分亲热,像住过了八辈子的邻居。姜姨说:“小杨你倒好,一脚跨进屋,打火就能煮,伸腿就能睡,我们……”说着剜了陈叔几眼。陈叔没看她,但明显感觉身上被剜了,很痛的样子。可见眼睛剜人,不伤皮肉,直刺肺腑。陈叔红着脸,却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爸那人能干!”像跟我爸是多年的朋友。后来我知道,父亲是河风苑最先下手装修房子的人,往这边跑了无数趟,与陈叔和姜姨时常碰面。父亲给他们讲过什么没有?我知道,父亲爱财,却不露富,他出生的地方,以前是个土匪窝子,露富相当于自寻死路,土匪抢了你的金银财宝,还把你押到后山老林,一索子系了颈项,吊到古松上去,秃鹫来啄了双眼,再把一张脸啄得稀烂,日晒雨淋,蛆虫横生,身子朽了,颈子断了,只剩了一颗乱发蓬松的头,臭烘烘地挂在那里,像个成了精的松果。不露富的基因埋在我父亲的身体里,他绝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轮胎王。——可是他说过我没有?

当然说过,否则陈叔他们就不会知道我是他儿子。

还说过别的没有?比如我那个儿子很不争气,大学读韩语专业,成绩倒没说的,保送他读研,他拒绝了,回到家,从早到晚缩在房间里,既不出去挣钱,也不谈女朋友,给他介绍了十个八个,都是跟人家喝杯茶就没了下文。诸如此类的话,说过没有?

我感觉是说过的。

陈叔说“你爸那人能干”的时候,仿佛带着劝诫的意味。

最好别管这些事。

第一夜,我睡得很好,证明我确实没管。

说睡得好,不是指睡的时间长。我睡得很少,子夜上床,凌晨两点就醒了。醒来后,我轻手轻脚地开灯,轻手轻脚地起床,轻手轻脚地去上了厕所,烧了开水,泡了咖啡。正是泡咖啡的时候,我才惊觉,这不是在家里,是在我的家里。我把家和我的家,作了区分。家里的一应所需,是母亲置办的,我要喝咖啡,母亲就随时备着。倒不会给我现煮,是买桶装的雀巢。我收拾行李时,母亲将剩的大半桶塞进我的牛仔包,但我取出来了。那不是我的。大半桶咖啡足够提醒我:那不是我的。我的举动让母亲伤心透了。父亲用刻薄让母亲伤心,我用绝情让母亲伤心。尽管我也知道,这种绝情无非是耍脾气,但从今往后,我没有机会再向母亲耍脾气了,那就让她好好地伤心一回吧。

没带走家里的咖啡,但我离不了那东西,就在出门吃晚饭时,去红旗超市买了。幸亏如此,不然用什么来对付这个凌晨。

袅袅热气,随电脑显示屏的亮起变得虚化。电脑放在卧室。卧室的阳台上,横着一张书桌。父亲竟然给我买了书桌!在“家里”,我用的书桌是自己买的,父亲见了还很愤怒,因为他觉得,书桌是我的“瘟床”,我趴在上面,从二十二岁趴到二十五岁,那是自暴自弃,是对时间和生命犯罪,归根结底,是对钱犯罪。可他居然要给“我的家”备书桌,还不止一张。他把三个房间,两间布置成卧室,一间空着,除主卧的阳台上有书桌,空着的那间也有。看来,他是任由我把那间空房布置成书房了。父亲是认可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认可了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想的是:让他就那样以烂为烂吧。

没去书房工作,是在“家里”养成的习惯,因为“家里”没有书房。轻手轻脚也是习惯。我总是睡得很晚,怕吵醒了外婆和父母。吵醒外婆和母亲无非耽误她们睡觉,要是吵醒父亲,就是罪过了。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是要受到保护的,在父亲出生的乡下,顶梁柱周围不堆柴草,不拴牛羊,狗在上面蹭两下,也要挨打。泡好咖啡,我才发现不必有这些顾虑。这不是在家里,是在我的家里。啪一声,是我丢笔的声响。我爱在电脑旁放个笔记本,并至少准备三支笔,一支红笔,一支蓝笔,一支铅笔,我会把在书上读到的好句子,脑子里蹦出的好想法,还有解不开的疑惑,都记下来。句子用蓝笔,想法用红笔,疑惑用铅笔,从不会乱。这时候,我把每种颜色的笔都抛一次,让它们落在桌上,是为了听夜晚的声音。

夜晚的声音是笔掉落的声音。

也是自由的声音。

然后我窜遍各个房间,包括厕所和厨房,把灯全部打开。

灯光让我的家提前醒来,迎接新的一天。我烧开水时到过厨房,但没留意,现在才仔细察看灶台和地板。干干净净。父亲赶我过来之前,明显请人打扫过了。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家里的旮旮旯旯,既不见蟑螂,也不见蚂蚁。而在“家里”,总少不了这些。那是个森林小区,绿树成阴,丝缠藤萝,虫子很多。外婆信佛,见了,就肿着嘴交代:“还不快走,等月玲看见,你们就体面了!”月玲是我母亲。我母亲隔几天就拿杀虫气雾剂,往灶台底下喷。如果听见外婆招呼虫子离开,她会迅即冲进厨房,那时候,虫子听了外婆的话,都急急忙忙朝灶台底下躲,这正好,母亲能将它们一网打尽。母亲在父亲面前,有眼泪也含着,可对那些虫子就不一样了。有次我看见,气雾剂把一只蟑螂冲得肚皮朝天,一堆细腿儿朝天乱蹬,母亲却咬牙紧摁阀门。外婆见母亲那般杀伐,悲哀地苦着脸,一声不敢言语。如果她说:“丢了的菜帮子叫它们吃了,也折不了财。”母亲就会朝更深处喷射,本来只想滋滋滋,这时候偏要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久而久之,无论什么事,外婆都不敢顶撞母亲半句。甚至也不敢恨一眼。对女婿,她还敢沉下眼皮恨一眼,对女儿却不敢。

“家里”有虫子,“我家里”既无虫子,也没有人。

这就是我的自由。

我必须规划自己的生活了。

世界是用来联想的,针是戳,刀是割,斧子是砍。尽管这种联想常常是一种误解,可也让世界成为了整体。孤立比误解更可怕,因此我必须让自己的世界是可以联想的世界。

傍晚时分,我也像那些有家有室的人,出门散步。

小区南门外,是条大街,街上主要卖吃的,称为饮食一条街。在成都,这样的街道数不胜数,也就说不上特别。稍有不同的是,街口摆着推车——是从河风苑出来的。车上挂着“阳光快餐”的牌子,我就知道是河风苑出来的。他们给我怪异的感觉,像我身上的某个器官,也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有种被分割的疼痛。街风吹拂,疼痛在我脏腑里勒出风的形状。好在这样的疼痛很快消失了:是那些人从街上消失了。就在我们入住不久,河风苑以西四百米外修房子,竟挖出成堆的象牙、大段的乌木,还有无以数计的陶器、礼器、面具和骸骨。房子是不能修了,考古专家前来,发掘整理,并迅速在原址建起博物馆。这是三星堆遗址的延续,发掘之初就惊世骇俗,中外游客甚多,周围街道得像个样子。不能摆摊儿设点,搬迁户没法生活,便在政府的默许下,将房子卖掉,自行退到了城市的远处。

除了南门,还有个东门。

东门对着马路,马路那边有超市、美容店、按摩店、茶坊,当然更多的是小区。出门向右,是个地下停车场,上面种了花草,成为一个公园。有公园就有人,也有狗,狗们追逐打闹,人们说闲天、下象棋、跳广场舞。公园南边,横着一座小桥,桥下便是摸底河。叫这名字,不是因为它浅,而是因为清亮,能摸透它的不是手,是眼睛。但那是以前,是成都被称为“沃野千里”的时代,现在确实浅了,偶尔过路的小鱼,也藏不住身子:水面蒲草密布,绿阴阴的随水漂流,鱼在草底透不过气,挣扎到水上面来,却再难入水,在蒲草上蹦跶,蹦跶几下,就被白鹭啄进嘴里。白鹭把嘴张一下,又张一下,鱼左右忽闪,越钻越深,进了喉咙,就看不见了。这条河上有两只白鹭,多数时候独自活动,只在清晨和黄昏,才并排飞行,若飞在黄昏里,就比黄昏的颜色更深,成为黑鹭。它们飞行时双腿平伸,头尽力向前,安静得不惊动一丝空气,要不抬头望,就不知道它们路过。

它们要飞向哪里?

陈叔在朝楼顶运土。楼顶是隔热层,本不许动,后来听说日本人、新加坡人,都在楼顶种花植树,让城市成为鳞次栉比的空中绿岛,便跟着学。但物管也没忘记履行告知义务:“为了你的安全,请勿上楼顶平台。”也不知是上平台会踩塌房子,还是楼顶离天近,要被晒死,或遭雷击。陈叔的土从远处拉来。多远?远到城市之外。即使走那么远,也找不到好土,黄亮亮的缠裹着铁丝草。卡车拉到东门,再请民工背上楼。为多少钱一背篼,陈叔跟人争执了不下两个钟头。姜姨候在上面,见土来了,就指挥民工倒进早几天砌好的花台。花台像个“Π”形水槽,骑在他们楼顶。有天我上去吹凉风,陈叔正在植树,三棵五棵,都是石榴。我没见过那东西,问了,才知道是石榴树。陈叔回我话的时候,神色有些尴尬,开始没明白原因,后来才知道,他的有一面花台,占据了我的空间。尽管那不是我的空间,是六幢三单元所有人的空间,但在陈叔眼里,他楼上是他的,我楼上是我的。他把我的占了足有两米宽。如果他说明,我会让他全部占了。我才不会也弄个花台,买土来填。如果那样,我也成个老年人了,至少成了闲人。而我不是闲人,更不是老人。

我才二十五岁。

我已经二十五岁。

我现在比的,是三十岁的人。我从比二十五岁,变成比三十岁,到某一天,会比三十五岁、四十岁……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妥协的。

能妥协是不是一种好呢?

谁能告诉我呢?

夜深人静时分,我想着这事。

突发的吵架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对门在吵。我的主卧和对门的只隔一堵墙,两扇窗子,相距咫尺。自从我住进来,陈叔和姜姨也住进来,每到子夜,就听见他们吵。真是奇怪的时间点,仿佛对昼夜交替特别敏感。姜姨骂得更多,声音也更大,陈叔过一阵还一句,而还这一句像钉子,钉到了姜姨最痛的部位,接着便是密集的、倾泼似的骂声。

姜姨让我想起母亲。如果母亲也这样,她还会不会朝濒临死亡的蟑螂拼命喷毒药?

总有一方占强。

不是男方就是女方。

不是人就是物。

世间没有平衡。

世间不平衡就是平衡。

吵架通常要持续两个钟头。这也成了我联想的一部分。很模糊的部分。争吵的内容也模糊。虽隔这么近,却一句也听不清,像有很多声音在撞击,彼此破碎。听得清的,反而是远处。比如二单元底楼有个大肚子男人,晚饭后就吹萨克斯,萨克斯是铜做的,却是忧伤的铜,那曲调在黄桷树根系的更低处,在白鹭飞翔的更高处,缓缓流淌。再比如大雨过后,小区的夜里就能听见蛙鸣,青蛙不可能从河里上来,爬过险象环生的马路来到河风苑,也不可能一直躲在干旱的草坪上,却突然生出那么多。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们是怎样生?我大二那年,去川西高原,见有个男人剖开一条鱼,挖出半捧金黄色的鱼籽,叫过小儿子,让儿子把鱼籽带到很高的山上埋了。他说,那是种子,千年不死,万年不烂,一旦山上有了海子,那些种子就会活过来,变成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楼下的青蛙,也是千万年前埋下的种子?是谁埋下的?是青蛙还是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大人还是孩子?

对这个世界,有万万千千的解释,可我总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着迷。

哪怕不能解释我父亲为什么那样刻薄。

也不能解释我邻居为什么天天吵架。

……

作者简介

罗伟章,男,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太阳底下》《声音史》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大河之舞》《我们的路》等作品译为英、韩、蒙等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现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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