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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航班延误(下)

编辑:骆 驼 | 时间:2020-02-09 | 来源:《十月》2020年第1期 | 浏览量:2218

 (下)

平常笑了,可能我这个人有财运吧。当然我还是比较低调的,当年我从老家出来——我是达县那边的,就穿了一件灰夹克蓝裤子。有钱以后,我还是原来的行头,灰夹克蓝裤子,只不过质地好点儿而已。我还是那个一走进春熙路就会被淹没的人。我出去谈事,从来不拿那种亮晃晃的公文包,我就是背个帆布挎包。

你可能不信,我今天是头一回坐头等舱。我一直舍不得坐,今天还是娃儿他妈非要给我买的,她说我这段时间太辛苦了。

这让我意外,我看他那么油,还以为他常坐头等舱。

反而是我,我已经第二次坐了,依然有些忐忑。

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钱一多,我就跟所有男人一样开始花心。平常很坦率。

有些小姑娘发现你有钱,会主动往前靠,很难抵挡的。不是我推责任哈。我和一个小妹儿耍到一起了,那个小妹儿确实漂亮,才二十岁,是我在KTV唱歌的时候认识的。我老婆呢,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带儿子、做家务。我经常不回家她也不问。

大地震后股市开始走下坡路。我赶紧收手,退出了大部分资金,可是又想不好做什么,就买房子,买铺面。真的是撞上了,买的房子铺面都升值。

前些年,我听说了民间贷款这回事,很多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不易,需要找民间贷款。我感觉这是个新路子,有奔头。于是注册了一个公司,号称财富管理公司,其实就像旧社会的钱庄,集资。当时不知出于啥子考虑,公司董事长我用了我老汉儿的名字。

最开始真的很火,由于利率高,投资的人挤破头想进来。你想银行一年定期才一点儿几,我给他们十,差距太大了,人都是有贪心的。加上那一行才开始出现,缺少规范。我这边集资到钱,马上就可以投出去,回报很高。几个月时间我的资金就开始翻番。我在市中心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雇了五六个员工,感觉形势一片大好,自己马上要成银行家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和我一起的小妹儿非要我娶她,非要我离婚,她说她怀起娃娃了。我只好同意离。唉,我提出要离婚的时候,我老婆哭惨了,啥子话都不说,就是哭,眼泪擦都擦不完。我心里面觉得太对不起她了,她啥子都没做错,错的是我,当时儿子还在读小学,我也不可能带过来让小妹儿去养。

我一狠心,就把现有的钱全部给了老婆,本来也是老婆和我一起创业的嘛。我把三千万都给了她,三千万哦!我还给了她一套房子。我老婆都傻了,真的,她咋个也想不到我会这样做。我跟她说,有这笔钱,你和儿子这辈子都可以生活无忧了,我也就放心了。我反正还可以再挣。

那个时候我觉得挣钱很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把钱给老婆,是我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这话很耳熟,好像前不久才听到过。对了,就是小李叔叔说的。是在他给我讲了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夜晚之后说的。他说,那个夜晚陪着你父亲,是我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我相信小李叔叔一生做过很多正确的事,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那个夜晚的重要。

那个小妹儿听说我把钱全部给了老婆,就跟我急了起来,大吵了几回,就跑了,她根本没有怀娃娃,骗我的。跑的时候,还强行拿走了我两百万,还到处说我的公司是骗人的,坏我名声。不说了,我也是活该。

跟着,我开始倒霉了,我们公司的资金链断了,而且是最大的一条。我投出去的一大笔钱拿不回来,没了,说没就没了,几百个投资者不但拿不到高回报,连本金都拿不到。当然就开始闹,里面还有好多是我的亲戚朋友,还有我两个姐姐,唉。

幸好,真的幸好,我这个人历来胆小,所以即使在最容易融资的时候,我也一直控制着公司规模。胆小还真是个护身符。你看网上说的那些出事的公司,都是缺几个亿,我当时的缺口就是四千多万。

亲戚朋友们都骂我,说被我带进坑里了,我根本不敢接电话。这都算了,关键是其他投资者跑到我们公司去闹,连抢带砸的,还报警,说老板卷款外逃了。警察就把我老汉儿抓起来了,因为法人代表是他呀。我老汉儿也是个神经病,公司已经出事了,他还跑到办公室坐去,不抓他抓谁?

果然精彩的还在后面。我带着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心态,期待着他风起云涌,大起大落。

他说的这种投资平台,我也参与过,我就是他说的那种指望高回报的贪心的投资者。幸好我参与的是我一个很可靠的朋友做的。那段时间,每个月月初,我就会收到朋友打过来的利率,相当高,超过他说的百分之十。后来市场不好了,朋友很谨慎,马上撤回资金,退回给我们,并从此不再涉足。所以,我体会不到钱忽然不见了的那种焦虑,但那样的焦虑,完全可以想象。

平常说,老汉儿一被抓,我赶紧躲起来。不是我不孝,是我必须保全自己才能救老汉儿,你说是不是嘛,我是革命的火种。

我必须先借钱。那个时候我还是认识几个做生意的大佬的。但是,你完全猜得到,没有一个人肯借给我,各种理由,我也可以理解,借给我很可能就打水漂了。我走投无路了,抓脑壳想了半天,唯一可以求的,就是娃儿他妈了,就是被我抛弃的老婆。

我后来总是想,就是在山里躲起那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地想,我老婆才是我的福星,我老婆虽然不好看,但是她旺夫,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很顺,一离开她我就开始走霉运了。

我给她打电话约她出来,那个时候她已经再婚了,毕竟她是个富婆,再婚也不难。娃儿他妈听我讲完后只问了一句,你要多少钱?我说,你能拿出多少?她说,估计可以拿出两千万。

我大吃一惊,眼泪都要下来了。如果她给我个一两百万打发我,我也是没话说的。但我老婆,居然舍得拿出两千万给我。她很淡定地说,我相信你,会还我的。

她把一些定期提前支取了,把一些理财产品抵押了,把基金也提前赎回了,真是损失了不少。又把股市上的也退出来了,还把之前买的黄金也卖掉了,用了四五天时间,给我凑了两千万。关键是,她那个丈夫也没有跟她闹,同意她帮我,两个都是好人。

我拿着这个钱,躲回到老家大巴山里,潜心炒股。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资金翻了两倍多,有了七千万。

我忍不住惊叹:天,你太厉害了!

他不以为然地说,嘿,有一半是运气吧。老天爷还是帮我的。我命不该死。

然后呢?现在轮到我催他讲了。

然后嘛,我还了前妻的钱,拿着四千多万去派出所投案,全部还清了投资人的借款,利息当然就算了。然后把我老汉儿接回家。

你老汉儿怎么样?我眼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刚才那个病人。

我老汉儿淡定得很哪,看到我就说,嗯,比我想得快些。

你们一家还真是大气。我笑了。

派出所那几个警察居然很感动,他们说他们辖区出了好几起类似的案子,我是唯一去还钱的。他们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诚信是金”。呵呵,有点儿搞笑吧。

我很认真地说,不搞笑,我也挺感动的。

平常搓搓脸颊,略有些尴尬地说:嗨,我简直没想到我会把这些讲给你听,是不是有点儿瓜稀稀的?

我说,哪里哪里,故事很精彩,不要后悔。

他笑了,一开始嘛,是因为酒喝多了,特别想说话。后来嘛,就打不住了。不过我是觉得大姐人好,没关系的,对不对。

我说,谢谢你信任哦。从这个故事看,你本质上是个好人。

他居然有些羞赧,过了一会儿说,我要重新开始。这回我要规规矩矩做生意了。你不晓得,躲在山里那八个多月,日子太难过了。真的,和坐牢没什么区别。每天夜里都睡不好,每天都担心发生什么事导致股市大跌。真是度日如年,不晓得好久才熬到头。我一天到黑都想,如果翻不了身怎么办?我寻短见吗?我连寻短见的资格都没有。我的白头发就是这八个月长出来的,我这八个月比八年还老得快。

酒色褪去后,他的面颊呈现出青黄色,白发也更加醒目,都在印证他的感慨。人生的加减法,往往不在同类项里。财富的增加,减去的一定是财富之外的东西吧。

空姐送来了晚餐。

虽然事先问过我们,要鱼肉米饭还是鸡肉米饭,我们分别要了鸡肉和鱼肉,但实际打开后,都是一个味儿,甚至一个长相。我勉强吃了一点儿。本来也不太饿。平常则迅速地吃了个精光。看来他是饿了,或者,他比我更适应环境。

吃的过程中他问了一句,大姐你去香港几天呀?

我说,四五天吧。

他说,你是去做客吗?

我犹豫着要不要回答:我是去做客。回答显然不正确。我不是去做客。回答虽然正确,需要解释的却太多了。

他主动说,我是去看我儿子,我娃居然考上了香港大学。我得到消息的时候还在山里,我娃真的很争气。他爹都遭起了,他还能考那么好。我去看看娃,再顺便考察下香港市场,看接下来做什么好。

我去看一个濒死的长辈。我突然说。

他看看我,没吭声。也许他没听懂“濒死”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是他已完全清醒,知道不该问的不要瞎问。我脑子里忽然冒出那句话,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告老还乡。

其实他如果追问,我也许会讲出来。

他吃光了盒饭,又吃了水果,又吃了小面包,又喝掉酸奶,完全是一副啥都不能浪费的样子。

我放弃吃了一半的饭菜,盖上盒盖。

我说,其实我也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讲讲我为什么去香港。但是讲起来太费劲。不是说你听不懂,而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总有很多需要解释的,甚至是解释不清的。我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他笑了,有些幽默地说,红军爷爷讲的故事我都能听懂。

我也笑了。好吧。

我小时候,父亲是一家国企大厂的党委书记。那个厂有几千人,属于三线建设的项目,在山里头。我父亲和其他老革命不同的地方是,他还是个大学生。解放初期,组织上选拔一批年轻的有文化的干部到高校学习。父亲虽然只读过高小,也算是有文化的了。他被送到清华大学汽车系。一年后他深深迷上了汽车制造,他向上级领导再三请求,继续读本科。领导同意了,于是他插入本科生班,发奋刻苦,四年后顺利毕业,还是他们班的第一名,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

父亲作为专家型人才,进入机械工业部任职。但父亲一心想为新中国造出自己的汽车,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一线汽车厂工作,于是在我两岁时,我们举家入川。放弃了北京的舒适生活,来到山里。

也许我该快进,像看碟片那样。

我8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我父亲被打倒了,他和厂里的其他头头,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等,全部被打倒了,每天把他们弄去开批斗会,挂着大牌子站在台上挨斗。不只是斗,还经常拳打脚踢。

什么牌子?这个我可以讲讲,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就是用木板或者纸板做的,用绳子挂在脖子上,上面写着“走资派”“反革命”等字样。那时父亲每天回家脖子都挂着牌子,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父亲前胸一个,后背还有一个。前胸那个上面一排小字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面三个大字是父亲的名字,打了红叉叉。背后那排小字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下面也是父亲的名字,也打了红叉叉。因为父亲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所以比别人多一个罪名,就多背一个牌子。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从脖子上取下牌子放在门口。我看到父亲的脖子上已勒出一道红印了,很是心疼。牌子虽然是用纸板做的,但毕竟要在脖子上挂一天,而且是前后两块。吃过晚饭,我趁父母不注意,拿起那个牌子跑到离家不远的一条沟渠旁,用力踩断,再踩碎,然后扔下去。我天真地以为,牌子找不到了,父亲就可以不挂了。

哪知父亲睡觉前忽然想起牌子还在门外,想拿进房间来。一看没有了,吓坏了,不挂牌子,他明天怎么去单位?造反派会更严厉地处罚他,会说他搞破坏、抵抗革命运动。

母亲也愁坏了。他们在家东翻西找,最后取出垫在床下的一块纸板,用菜刀一点点割开,然后找出墨汁,原封原样写好那些字。可是,父亲的名字是要打红叉叉的,家里没有红墨水。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父母忙碌,心里懊悔万分。见他们找不到红墨水,我马上说,可以用红药水。父母眼睛一亮,找出红药水,可是家里的红药水只有一点点,打了一个叉就没有了。我又自告奋勇地说,我去买!母亲说,都这会儿了,上哪儿去买?

我去借!我转身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在漆黑的夜里。我跑到谢阿姨家。谢阿姨是厂里医务室的医生,和妈妈关系不错。我跟谢阿姨谎称父亲受伤了。谢阿姨毫不怀疑,她亲眼看到父亲被造反派推来搡去的。她说借什么借,快拿去用吧。

就这样,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齐心协力地重新制作了那个万恶的牌子。

哦,我扯远了。我并不是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现在要去看的长辈无关,还是回到我为什么去香港吧。

半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在我确定回答了我是谁之后,她说,她是某某的女儿,是我父亲老同事的女儿。当她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时,我马上就想起来了,我不可能忘记他,小李叔叔。小时候他常来我们家,他一来父亲就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才二十多岁,父亲便要我们姐弟两个叫他小李叔叔,这一叫,就一直叫到老了。

我马上说,哦,你是小李叔叔的小女儿思齐。

她很高兴我能说出她的名字。她父亲曾是我父亲的下属,比我父亲小十几岁。而她和她哥哥,也比我小十几岁。除了名字,我对他们几乎没什么记忆。

我父亲已经去世十五年了,母亲也去世五年多了。随着亲人的离世,我与世上的许多丝丝缕缕的联系,就此中断。或者说,一些丝丝缕缕的联系,就此埋入地下。

但记忆不会。

从思齐那里我得知,两个月前,小李叔叔查出了癌症,是比较麻烦的胰腺癌。思齐马上把他送进了香港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护工,一天一千港币。小李叔叔面对癌症倒是很坦然,他提出不手术,不化疗,不放疗,顺其自然。但他说,他希望能在最后的日子,和老朋友聊天。

这个希望让思齐很犯难,比给父亲买房子买车请菲佣都难。但她还是让父亲开出一张单子。她按单子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去找,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身体很差无法远行,最后终于找到了我。

毕竟二十年没联系了,找到我也是很不易的,七拐八弯。

思齐说,你能来看看我父母吗?

我二话不说,答应了她。因为我知道,如果父亲在,一定会说,快去看看你小李叔叔和胡阿姨。

今天是第二次了。我答应小李叔叔和胡阿姨,隔一周去一次。我想我能做到,应该做到。

每次去,都是思齐给我买票,往返头等舱,她坚持让我坐头等舱。当然她事业很成功,生活富裕。最重要的是,只要能让她父母高兴,她愿意做任何事。

那几天,我和两位老人聊得很愉快,真的很愉快。虽然很多次,我们热泪盈眶,我们长长地叹息。

思齐说,大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让你飞那么远过来陪我爸妈说话。但是,真的没有人能替代你,我给他们再好的条件,请再多的人照顾他们,他们也不开心。

我说没事儿,我也想和他们说话呢。和他们说话我很开心。

我说的不是客气话。我这一生如此平淡,仅有的财富,便是经历。那些和父母相关的经历,那些如今想来如此遥远,却刻骨铭心的经历。可是看重这财富的,只有拥有共同经历的人。

我想,我是在替我爹妈和他们聊天。

正是在小李叔叔的病床前,我听到了那个夜晚的故事。

小李叔叔说,那个晚上我和你爸爸待在一起,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那时候工厂很乱,已经停工,全都搞运动去了。大字报满天飞,还打起了派仗。打派仗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搞阶级斗争。打派仗不只是动嘴,还动手、动刀。

那个晚上,父亲本已回家了。晚上八点多时,突然又被叫回厂里,说有紧急任务。

父亲去了才知道,下午厂里的造反派和外面的造反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拿着棍棒甚至菜刀打了起来,死伤不少,其中就有几个父亲厂里的年轻工人。当时厂革委会头头就把几个正在挨批斗的走资派叫去,让他们上山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父亲留在车间,处理运回的尸体。具体说,就是把尸体擦拭干净,用白布单包裹好,以便入土埋葬。

运回来的尸体一共五具。父亲看到那些尸体,那些完全失去了血色的年轻面孔,突然红了眼圈儿,为了掩饰,他转过身去拿桶打水。

但这个细微的动作,被一个人察觉到了。这个人就是小李叔叔。

小李叔叔大学毕业分到这个厂,就赶上了“文革”。他自然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个晚上,他和几个造反派一起,被叫去监督走资派们处理尸体。他一眼瞥见了父亲伤心的神情,不由得吃了一惊,心里涌起一股陌生的情感。在此之前,他就听说这个党委书记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暗地里有几分佩服,但此刻的情感不是佩服,是什么,他一时厘不清。

他故作严厉地对父亲说,要做事就认真做,先把牌子取下来!

他走过去,动手取下挂在父亲脖子上的两块牌子。父亲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把毛巾打湿,蹲下去,开始擦拭那些年轻人的身体。他先从脸庞开始,那一张张年轻的甚至是稚嫩的脸,被他擦净后苍白如纸。

父亲一点点地擦拭,血迹、泥土、草籽、蚊虫,凡是沾在他们身上的不属于他们的污迹,都一点一点地擦去。他甚至还用五指当梳子,替他们梳理了头发,拣掉头发里的脏东西。

很快夜就深了。小李叔叔对那个造反派头头说,你们回去休息吧,我一个人看着他就行了。

造反派头头觉得父亲一直老老实实的,的确不用监督,加上他也确实困了,走之前他厉声说,明天早上七点我来检查,必须全部弄好。不许磨洋工!

等头头和另两个人一走,小李叔叔就轻声对父亲说,不用擦那么仔细了,简单擦擦,赶紧包裹好就是了,不然来不及的。

当时已经凌晨一点了,父亲才包裹好一个尸体。按他的速度,早上七点是弄不完的。

可是父亲说,不行,不能马虎。他们的父母都不在,我是替他们的父母为他们送行,我要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入土。他们都还是孩子。

小李叔叔愣了。他原以为父亲是不得已做这事的。因为这几个青年,都是造反派的骨干,也就是说,他们天天批斗父亲,他们甚至扭着父亲的胳膊,把他按倒在地,拳脚相加。他们从没把他当作过长辈,他们只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所以,无论如何,小李叔叔也没料到父亲会这样想、这样说。

小李叔叔没再说什么,挽起袖子,蹲下来和父亲一起擦拭。他当时也才二十多岁,从没见过死人。但他不再感到害怕了。他学着父亲的样子,很认真很仔细地擦拭,把那几个年轻人从头到脚地擦洗干净,换上干净衣服,再用白布单裹好。

两个人一直没说话,也没有任何交流,就这么默默地干到天亮。七点之前,终于全部完成了。但在小李叔叔心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亮后,造反派头头带了几个人来,用卡车装运上尸体,去山里埋葬。父亲要求一起去。到山里后,他一直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用目光为他们送行。直到五位青年全部入土,他才回家。

小李叔叔陪他一起回家。等了一夜的母亲,见父亲摇晃着走进家门,扑上去问,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了?父亲默默无语。小李叔叔说,您先给他倒杯水吧,他累了一夜。

母亲去倒水,父亲看着傻傻地站在一边的我和弟弟说,快,叫小李叔叔。

这就是那个夜晚。

五十多年后,小李叔叔在病床前一遍又一遍地慨叹:你爸爸这个人哪,真是太善良了。

我默默地点头。我知道,我深爱我的父亲。

小李叔叔说,从那以后,我和你爸爸就成了忘年交。我们的交情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他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我真的是太难过了,就好像是我父亲去世了。

小李叔叔说,每次说起那个晚上,你爸爸总是说谢谢我,说我帮了他大忙,救了他。其实不是的,不是的!

小李叔叔眼圈红了:是我应该谢谢他。我应该谢谢他!是他救了我。那时候我已经掉到泥淖里了,心都是脏的。是你爸爸给我擦掉了那些脏东西。不然的话,我会稀里糊涂活一辈子,活成一个让自己都厌恶的人。你爸爸才是我的恩人。

我心里一阵发热。小李叔叔,你也是个善良的人啊。

只有善良的人词典里,才有恩人这个词。

飞机终于降落在香港机场。

疲惫不堪的乘客们,纷纷起身,急于离开这个困了他们六个小时的航班。我身边一直呼呼大睡甚至打鼾的平常,也猛然睁开眼,快速换好鞋子,起身取下自己的箱子。当然,他也帮我取下了箱子。

总算到了总算到了。他嘴里咕噜着,已然没有了一开始劝慰我时的那种淡定洒脱。

我默默起身,拖起箱子往舱门边走。一位空姐低声跟我说,谢谢您女士,刚才我们和地面联系了,今天下午那位乘客很危险,大面积心梗。幸好及时送到医院,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了。

我说,哦,太好了。

我转头想看看平常的反应,可是舱门一开,他就大踏步地走了出去,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切都已回到出厂设置。

不过也没什么。我默然往前走。刚才我并没有把那个夜晚的故事讲给他听。

不是我不想讲,而是在讲到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到四川时,他就睡着了。

2019年7月22日于成都正好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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