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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长篇小说:动荡的历史,剧变的现实(下)

编辑:骆 驼 | 时间:2020-03-26 | 来源:《长篇小说选刊》 刘诗宇 | 浏览量: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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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与火焰:人物形象的新变化

“过去那种心理结构在新的历史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心理经验,而且心灵本身有了新的形态,也就是说,人类主观性的结构、精神本质的结构,或者说心理主体的结构,得到了彻底地调整。这种精神结构的改变产生出了新的人,就像在苏联有所谓‘苏维埃新人’的说法一样。”[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讲演,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7页。]

乡村与城市都处在剧烈的变革中,无论是物理学、化学还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努力从自身角度解释着时代,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小说作为一门叙事艺术,讲述的是“人”或“拟人化”的故事,因此人物形象至关重要。小说能否提供入情入理的“新人”形象,供读者安放当下性体验,关系到文学是否理解时代,也决定着读者阅读“当下文学”的动力与意义。

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新人”形象就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但关于梁生宝的争论则说明“新人”形象不会只是“正能量”的集合体,也不可能与“旧人”完全决裂。在这一前提下,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新人”形象。

张柠在《三城记》中塑造的青年顾明笛应该属于这一范畴。作者以出人意料的“年轻化”笔触,塑造了一个既没有物质上的匮乏,也不存在“阶层”或“地域”上的焦虑,亦较少“性焦虑”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一般产生于主人公的外在追求或内部矛盾,《三城记》虽然涉及升学、求职等情节,但主人公在三座城市的游历完全是由人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的。

从《围城》中的方鸿渐、《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到《废都》中的庄之蝶、《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等形象,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这些人物身上具有强烈的“思想性”,甚至思想时常替代行动,进而造成人物犹疑和抑郁的性格特点。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在这些形象身上找到现实层面的缺口,因而故事延展的动力就是主人公如何填补缺口,或如何因缺口崩溃。而从2019年《三城记》中的顾明笛和《月落荒寺》中的林宜生,也包括更早的李洱《应物兄》中的主人公等,我们隐隐可以感觉到,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形象而言,匮乏的时代似乎结束,虽然肉身仍有些“沉重”,但现实层面的缺口渐渐消失,属于他们的“自由”时代来临了。顾明笛就像一个当代“贾宝玉”,失去家道中落的现实束缚后,他的人生若想继续拥有完整的故事性,作家必须进入精神与思想的层面,探讨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小说应该如何延展、生活应该如何继续。

类似张柠或格非这样的写作者,都兼有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在各自领域的专长以及由知识积淀成的判断力,会帮助小说逐渐贴近理想效果。绝非偶然,类似《三城记》《月落荒寺》等作品都是夹叙夹议的,作者有时甚至不借人物之口,直接对事件、现象表达评述——也许像但丁《神曲》提供的文本空间,是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漫游精神世界并寻找答案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理想境地。

上文之所以用“一部分”来确定对象的范畴,是因为“新人”形象的方向并不唯一。“新人”形象理应作为社会问题的交汇点,因此那些仍受困于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尤其值得关注。前文谈到了马金莲的《孤独树》,以乡村作为城市的镜像,留守儿童的形象是进入城市化问题的绝佳入口。在小说情节终点的背后,引人思考的是客观上没有被社会善待的弱势群体,或自我认知出现偏差的社会边缘人,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会不会进一步成长为憎恨链条上的一环。

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到来,越来越多作家关注到了中基层干部在时代进步中的付出。《经山海》中的吴小蒿似乎是一个可以和梁生宝进行对读的形象,他们都处在蓬勃上升的时代,都试图统一个人意志与集体利益。但应该注意,吴小蒿作为乡镇干部形象的“新意”,实际体现在她的生活轨迹与时代步伐并非一致。吴小蒿是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她官至镇长、楷坡镇的经济提振,都无法帮助她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甚至身边的人会偷用她的权力,带来更大的危险。吴小蒿是更矛盾的“新人”形象,触碰到了在新的上行时代里,个体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大多数人期待另一个梁生宝形象出现时,《经山海》却出现了两个层次——它既是一个关于大时代的、振奋人心的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悲伤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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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形式的辩证法

小说的叙事形式是否需要无止境的更新?在求新求异和读者接受之间如何寻找平衡?这是在受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后,当代文学界一直争论的老问题。如今,文学某种程度上不再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存在所谓的“中心”与“主潮”,相关的争论也就渐渐淡化了。

以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其中既有在叙事上出新出奇的尝试,例如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梁鸿的《四象》、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付秀莹的《他乡》、黄孝阳的《人间值得》等;也有继承了古老叙事传统,力求用精彩故事征服读者的作品,例如上文分析过的《爷的荣誉》《千万与春住》《日近长安远》《孤独树》等。当有难度的叙事为文学设立门槛,而这个时代又是个注意力相对“涣散”且“厌恶”门槛的时代,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能让读者沉浸的精彩创作,但与此同时也应该保持一丝清醒,从自说自话、自我沉溺的杂芜之中,发现有意义的叙事尝试。

准确地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叙事形式上属于“新瓶装旧酒”。表面上数十万字的小说竟全部由法庭上的“呈堂证供”组成,这种形式相当罕有;实际上,每个章节除了开篇处类似“(GYB006-01-191)被告郁漱石法庭自辩记录”的抬头外,本质上仍是多个内视角叙事的集合,即所谓“视点人物写作手法”。借此故事在被告、律师、证人等多个视野中呈现,从中、日、美多个国族的角度展开,小说的世界视野与历史感,都离不开这样的叙述视角。有可能产生争议的是,小说字数将近80万——对于这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未免太“长”了;且由于这种叙事形式,小说掺入了大量与主线情节无关的“闲笔”,这也对读者进入故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在“挑选读者”甚至“挑战读者”的重要作品,“闲笔”也常被视为经典长篇叙事胸有成竹、游刃有余的表现,但若不能为更多读者接受,则难免成为一种遗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或所有的士兵》与《大地双心》都一定程度对历史风云人物作出了“近距离处理”,与之前的历史演义或“新历史小说”不同的是,虚构角色或叙述者的“介入意识”使读者产生了一种近似“穿越”之感,这见证着文学中历史意识的变化。

付秀莹的《他乡》中,女主人公徘徊在三个男人之间,其中的两个又另有自己的生活,小说关乎忠诚与背叛,每个角色的自我认知与实际情况都深刻地矛盾着。为了表现这种状态,作者设置了两个文本系统。主文本以“我”的视角呈现女主人公观察、感受到的生活,副文本则是从“他者”眼中看到的女主人公每一段恋爱关系的真实状况。小说的两个文本系统,用“整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全知视角,但这种叙事形式强调的却是现代人在面对身份、阶层、欲望时的“分裂”。

梁鸿的《四象》和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都因将叙述视点超脱到了狭义的“人”之外,而在叙事形式上体现出了新意。所谓“四象”,指的是小说的四个主人公分别代表历史、现实、精神、自然;《森林沉默》的部分篇幅,作者尝试借用动物、植物的感官呈现世界。“非人”或“非现实”的叙述逻辑使小说产生了一些“陌生化”效果,但也集中体现了文学的“人文情怀”——不仅将思考的立场放大至全人类的范畴,更进入到整个自然生态的角度。将客观环境“拟人化”,或是尝试通过想象打破现实的壁垒,文学用与科学相反的方式解释着世界。

黄孝阳的《人间值得》从书名就让人联想到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或网络流行语“人间不值得”,这注定是一本会引起争议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所谓“恶人”张三的生活以及他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故事,背景则是“弱肉强食”化的社会。如果这部小说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很可能因为对所谓“人性”的揭露、多重文本以及有“狂欢”倾向的叙事特点成为轰动一时甚至进入文学史序列的作品。但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则引人再次思索“后先锋叙事”的意义与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开始,当代文学中的一部分创作将“真实”理解为揭示或暴露,认为文学应该将所有人性和社会的“黑暗面”用艺术化的形式公之于众。例如《人间值得》中,在略带夸张的叙事腔调和不稳定的时间顺序中,暴力和色相的无常解构一切道义与伦理,对物质的欲望和对失去的恐惧才是道义和伦理背后的真相。然而“黑暗面”的本质之一就是“黑暗”,当作家选择将其大白于天下,试图用大量反常、荒诞的情节去架构“真实”时,“真实”反而烟消云散。黄孝阳在后记里写到他赞同“人子的光,可能就在于这声长嗥中,与善恶无关”[黄孝阳:《人间值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69页。],也就是说叙述行为本身可能比情节传达出来的意义更加重要,但需要辨析的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文学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才能“矫枉”,在语境已经变更的今天,“后先锋叙事”的意义需要被重新衡量。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考虑到文学生产方面的规律,很多人认为这一年理应是长篇小说的“小年”。但经过五个角度的梳理已可发现这一年长篇小说的收获相当可观,既有多部作品对近现代历史作出了精到的文学化阐释,也有大量作品用精彩的故事和鲜明的问题意识回应着剧变的现实;多部长篇小说贡献出了在精神史与社会层面具有新意的人物形象,作品在叙事层面的百花齐放也重新吸引我们探讨经典的文学问题。从最“朴素”的角度看,2019年出现了很多颇具“可读性”的长篇小说,这种“可读性”不仅意味着文学为读者带来的阅读快感与感官享受,更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作家深谙文字与叙述的魔力与奥秘,能够在动荡的历史与剧变的现实中,找到供读者安放精神的处所,意味着作家能够将思想与感受转化成可亲可感的情节与形象,与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

若干年来文学界存在着一种“英雄主义”的遐想,渴望文学出现“破局者”去冲击最高的荣誉,被历史铭记,为民族文化正名。然而社会或读者真正需要的,可能还是逻辑严密、循序渐进、情感真切的故事,以及能够寄托情感、反观自身的人物形象。这些都要求文学回到最平凡、本质、朴素的层面上,2019年的长篇小说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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