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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每个人都应成为攀登者

编辑:邓青琳 | 时间:2019-10-22 | 来源:成都日报 蒋蓝 | 浏览量:1452

 

阿来新书《攀登者》书影

蒋蓝 摄

《攀登者》票房已逾十亿

提要

今年国庆档电影,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国庆献礼片的表现最为抢眼,而根据阿来新作《攀登者》拍摄的同名电影,目前票房已逾10亿元大关。

阿来说,“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我是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那是我们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山川河流。那是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时候,很多人饭都吃不饱,在那样一个情形下,攀登珠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人的意志、国家的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最后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

嘉宾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当代一线作家。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5届茅盾文学奖,为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得奖者及首位得奖藏族作家。2009年当选四川省作协主席,兼任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成为四川文学史上首位获得茅奖、鲁奖的双冠王。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

对话

地球之巅的诱惑

记者:与很多一线作家不同,你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研究中国西部,尤其是横断山脉的人与事,这也构成了你独特的视角。

阿来:我们的写作不能是“急时抱佛脚”的写作,就是那种为了写某个题材才去匆忙阅读相关资料。阅读是一个作家长期的储藏。涉及中国西部,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考察与探险,比如斯坦因、约瑟夫·洛克、亨利·威尔逊、大卫·妮尔、斯文·赫定等,他们的考察记我全部读过。你会发现,“他者”的眼光的确不凡:我们的大熊猫也是西方人科学发现并命名的,还有珙桐、帝王百合、高原绿绒蒿以及多种高原杜鹃的发现以及命名过程。2014年冬我准备写作一部涉及西方探险家进入横断山脉的小说,目光就聚焦于青藏高原的雪山深处……

记者:对于喜马拉雅山珠峰的考量,一直就是西方探险者热衷的。

阿来:对啊。比如约瑟夫·洛克,在采集动植物标本之余就一直渴望确定何处是地球的海拔最高点。他听说青海的阿尼玛卿山极可能是最高处,就前往探测,测出其海拔有8000多米,超过珠峰。后来又听说最高处是四川的木雅—贡嘎山,再次前往,测出的高度超过了9000米。我觉得洛克在测量上过于随意。其后又有两名美国人估测也超过9000米,认为它是世界第一高峰。造成这些错误,很可能是因为比起无路可攀的珠峰来,人们很容易近距离观察阿尼玛卿山和木雅—贡嘎山。

记者:1957年11月,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名知名登山运动员。来信写道:“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登山队,以求在1959年3月到6月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的献礼。”

阿来: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但在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此中方后来回信时用了“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用了珠穆朗玛峰的称谓。

记者:这些历史反衬出1960年中国组织的首次成功攀登珠峰,意义超过了体育界。

阿来:那时国家经济很困难,全国总工会组织这样的登山,第一是国家对于地球最高点的主权宣示与科考,意义重大。第二,中国人第一次才知道了登山的深远意义。由此,也可以发现流行于西方的探险,终于在中国得到了首次正视。

这样的攀登者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1960年和1975年的两次登顶都是国家行为,跟今天的户外运动完全不同。那时中国人还没有登山的经验,气象、地质条件在登山者面前是一片空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像一次探险。古往今来,探险的题材都是彰显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今天,有不少人却不敢相信、不愿相信英雄主义了。在传统“中庸”保守的文化基因里,注入一些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意义很大。我写这个作品,就是在生活中寻找这样的情怀……

寻找英雄主义的觇标

记者:在攀登珠峰的艰巨过程中,很多人牺牲了,只有极少数人才成为英雄。

阿来:两次登顶,牺牲在山上的不光有登山队员,还有很多科学家。比如一名北大的年轻教授在7000多米处勘探时牺牲了。因为说珠峰崛起于海洋,这需要科学证据……即便是成功登顶的人,也留下了永久的身体创伤。但他们没有后悔。记得我采访王富洲,那时他在医院,但再也没有走出病房。我上去握住他的手,手却是空的。我握刘连满的手,缺得更多,也是空空荡荡。屈银华的手是好的,可鞋一脱,半个脚掌都没了。病床上的王富洲奄奄一息,但一说起登珠峰,医生都说,王老的眼睛这几天最亮。贡布说,“我住院的时候,有个护士老来看我。她是最漂亮的,我也是最帅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珠峰北坡海拔7400米到7500米处,有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北坡盛行偏西风时,大气正好从较宽处流向较狭窄的通道,风速变得更大,一般约为相同高度大气风速两倍以上。登山者解释,珠峰的“狭管效应”,还有“风寒效应”,会使登山者的体感温度大大降低,造成严重冻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珠峰,如果你想向上的话。重要的不是登顶那一刻,而是攀登的过程。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麻醉品,让大家逃离、躲避,忘记眼前,获得暂时的解脱。但现实是无法被忘记的,它必须直面。特别是内心的事,要靠自己去克服,靠建立更健康更丰富的情感。

他们登顶珠峰,那就是英雄主义的觇标,也是一个国家的觇标。

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记者:你如何理解“攀登”的含义?

阿来:攀登有两种含义:一是自然界的,另一个是超越自我。

关于自然界,我更愿意说是与大山对话,要了解它、深入它,我们可以直接用身体去感触自然界的伟大。置身伟大的群山怀抱,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神性。

其次,攀登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这个超越自我也有两层内涵:第一层是战胜身体的极限。人不适合在那样高海拔的地方生存,连基本的氧气都不能充足供应,加上极低的温度,还有十几级的暴风。第二层是意志。面临任何一种生死存亡抉择的时候,人可能会懦弱、会退缩,但还是有人会选择突破自己的生理极限。其实人的成长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平凡到不平凡,往往是因为其克服困难的能力比别人更强,意志更坚定。比如当年登顶成功的三个人,王富洲是刚刚从地质大学毕业的学生,屈银华是一个伐木工人,贡布是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与今天热爱户外的人不一样,他们之前对登山知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之所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比较强壮而已。他们都是平凡人,起点跟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但当他们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克服那么多困难,登上峰顶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平凡了。所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英雄,但在成为英雄之前,克服平凡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坚韧的意志。

攀登者永远在路上

记者:你采访过登山队员潘多、桂桑等人,最难忘怀的是什么?

阿来:1975年的第二次登顶珠峰,桂桑与潘多到了8300米营地休整。桂桑脱掉厚重的靴子,烧上开水,帐篷外正风雪呼号。水开时,一位队友恰好进来,涌进来的狂风掀翻了烧水壶,沸水泼洒在桂桑脚上。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她的命运。受伤的桂桑不得不放弃继续攀登,由此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的女性。很多年后,我问已经成为职业登山家的桂桑:“这些年你不是都在登山吗?登了那么多8000米以上的山,珠峰也不止上去过一次,为什么每次你还要哭?”

桂桑回答:“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

这是多么刺骨的话。这是登山到一半的人,她一辈子的心思都没有了……

但是,攀登者毕竟永在路上。

记者:这是最感人的场景。你亲自去攀登过珠峰吗?

阿来:我历来喜欢远足、登山,在四川登过海拔6000米的高山。2014年夏,我来到珠峰5200米的大本营,遥望珠峰,感觉并不遥远。其实,这是视觉在欺骗自己。我一时兴起,决定一试。每上80—100米,气温下降1℃。走两到三步,必须停下喘气。我用尽全身力气,爬了七八个小时,终于在身边见到不融化的冰雪了。一测海拔,5800米,也就是说才登高600米。这次亲身体验,大大加深了我对登山英雄的敬重。

所以,我把攀登理解成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山在那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也想上去看看。汉唐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唐玄奘、张骞都曾去到未知世界。正是这些频繁地对世界的探索,让整个民族充满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成为攀登者。

手记

2019年10月12日 成都

“李国梁终于接近多杰贡布了,他托着摄影机,拼命推到多杰贡布手边。多杰贡布再伸手拉他时,他摇摇头,口中溢出一股鲜血。在几位队友的呼喊声中,李国梁打开连接在保护绳上的金属环扣,穿着红色羽绒服的身影,飞快下坠,凌空飞向了无底的深谷。

暴风雪再次袭来,珠峰峰顶消失。

无声,一切无声。只有狂风卷着暴雪扑在护目镜上模糊了视线。

那些雪片,像鸟,像蝶……”

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0月推出的阿来新作《攀登者》的片段,可以从中发现阿来一向的深刻内在思考与文字的力度,没有任何滥情。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壮举,却因没有拍下照片而遭受质疑。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贡布从8700米冲刺顶峰时,刘连满、王富洲与屈银华召开党小组会,决定贡布接替刘连满,由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顶,而刘连满甘当人梯,托举3人上了峭壁。《攀登者》的原型,就是这4位英雄……十多年后的1975年,一支年轻的登山队再次登顶,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令世界瞩目。

12日下午采访阿来时,他说:“最应该让人铭记的,恰恰是像刘连满这样甘当人梯的英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想请‘上影’承担一部国家重点影片。”来自国家电影局的一个电话,表达了《攀登者》最早的创作由头。在他们心目中,阿来成了剧本创作的最佳人选。很快,阿来提供了一个1万多字的提纲,梳理出了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走向。《攀登者》创下了世界电影史上,海拔最高的关机仪式的纪录。《攀登者》最大的意义,是通过一部影片将文学、电影的力量汇聚到了一起,填补了国产电影在登山、探险题材上的类型空白。

对这部五万多字、一共分为79个小节的《攀登者》,阿来坦言:“我一般不会轻易接手一个写作任务。但涉及这样的重大题材和登顶珠穆朗玛峰,何况我多年来就一直关注横断山脉的人与事,十分熟悉这些登山英雄,所以我写得很顺手。2018年10月20日晚10点在青藏高原稻城县的仙乃日、央迈勇、夏洛多杰三座神山下动笔,2018年11月2日早晨6点于阿尔及尔完稿。我每天一早开始写作,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

电影通常是90-120分钟,大概70-120个场景。一个场景,人说几句话,做几个动作,几分钟就过去了,所以在创作剧本的时候要预估时间;而小说创作显然更自由。

阿来认为,电影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不能完全放在一起比较。尤其是分镜头剧本,往往对原作改动极大,这似乎也是合理的。但创作者最大的乐趣在于过程,“我非常认真地完成,结果就不管了,不论收获的是鲜花还是荆棘,都跟我没有太大关系。而且,我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不会重读,因为它对我已经属于过去,它已经是读者、观众的了……”

此前阿来曾担任《西藏天空》的电影编剧,但像《尘埃落定》等,一般是小说出版后再被改编为电影或戏剧的。《攀登者》很特殊,这是阿来首部完成的电影文学剧本。问阿来:今后还会涉猎这方面的题材或继续创作影视剧本吗?阿来说:“我关注很多历史或现实的东西,但只有极少数才能变成我的写作。我也不太喜欢把一个作品定义成某种方向的转型。作家的要义,最终是要呈现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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