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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为麦家解密,或关于麦家的误读

编辑:骆 驼 | 时间:2020-03-05 |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浏览量:1213

 

我第一次见到麦家,感觉他的眼神忧郁和散漫。

这应该是2004年北京秋日下午的一个什么场合,阎连科和麦家一起过来了。连科说,这是麦家。然后,我们从寒暄进入交流的状态。

在这之前,我读过他的《解密》和《暗算》,也见到过他的照片。照片中的麦家总是沉思、专注,眼神还弥散着冷峻。确实是麦家,应当是进入了写作状态的麦家。日常生活中的麦家,似乎只有少数朋友一起闲聊时,他才会放松,才会笑着,这时你会觉得他是个憨厚的人。人多的时候他甚至很少说话,需要他说话的时候,也是简单明了。麦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远远没有他在写作时流畅。我一直想拍一张类似于麦家式的照片,但都失败了。我有麦家眼神中的散漫,但没有他的忧郁。我一直寻思,他忧郁的来源。

天才总是有忧郁的眼神,忧郁的不一定是天才。写作《解密》《暗算》《风声》的这个麦家应该是个天才式的家伙。散漫并不是不专注,是专注时的走神。写作的人在不写作时总是会走神的,他身体在文本之外,脑子还在写作的文本之中。所以,我觉得麦家即使在公众场合,他仍然处于写作的状态。有时候在一起聊天,麦家谈到什么作品,他总是直言不讳,但没有写作之外的话题。谈论别人,他也是在写作之中完成的。其实麦家是个热情的朋友,他以冷静、细心、周到和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表达他对朋友的热情和诚恳。他在这个过程中,删除了多余细节和客套。

麦家的热情更多地弥漫在他的写作中。

2008年3月19日,麦家应邀到我和建法兄主持的“小说家讲坛”演讲。这个从2001年秋季开始的讲坛,此时已接近尾声。麦家应该是“小说家讲坛”的最后一位演讲者。他开场时说:“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来苏州了,二十年前,我曾经两次到过苏州,两次都跟女人有关。说真的,我差一点成为苏州女婿。但是命中注定我成不了苏州女婿,虽然给了我两次机会,都失之交臂。这就是命,数量篡改不了命运,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样。”去年麦家到苏州演讲时又说到这个话题,可见苏州是给了他“创伤记忆”的。一个人通常只有在非常幸福的时候,才会平静地忆苦思甜。

麦家在青年时期好像有过一次出走,我已经记不清他曾经说过的那个故事。这可能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迷失,或者是一次凤凰涅槃。当一个人脱序时,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绝境。麦家坐上了火车,没有固定的起点和固定终点,这是他漫无目的地一次转车。我想象得出麦家的样子,他沮丧了,他沉默了,他心里的曲折一定会比铁轨还要长。他坐在车上,一个长者主动跟他说话了,长者容易观察到年轻人的心思。长者教育了他,然后他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下了车。可能在这个时候,麦家开始走出他内心的铁屋。他把自己封闭了,然后在封闭的时空中呼吸,然后是呐喊。这呐喊就是文字搭建的小说。他的小说空间几乎都是铁屋,但那里不是昏睡的人物,而是窒息中呼吸的人物。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向死而生。读麦家的小说,我会想到他在军旅的特殊经历,也会想到他出走的那个故事。麦家走出来了,他小说中的人物有的走出来了,有的没有走出,有的不知所终。

麦家是一个被误解的小说家。

在许多批评家那里,麦家的小说经常会跟“谍战”“类型”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仅仅将麦家的小说用这样的词语“描述”,甚至以这些词为出发点论述麦家的小说,就会大大削弱麦家的意义。可以这样说,麦家的小说大都是谍战小说,但是又远大于类型。传统意义上的类型小说的基本题中之义是“好看”,也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故事性,同时要降低阅读的门槛。麦家的长篇小说就故事性而言,确实属于类型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是“通俗”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故事性”是作为“文学层级”里面下层的因素被我们理所当然地置于“纯文学”的考量“之外”的。甚至在有些极端的批评那里,“故事性”径直等同于“通俗”。这其实是“纯文学”意识形态制约了我们对于好的文学的想象力。从这一点来看,麦家的意义在于质疑了这种“正典”的“理所应当”。

“人性”“英雄”也是麦家小说心心念念的主题。“人性”这一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从来不是一潭死水。在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人性”都有着不同的解读策略。同时,当代文学始终有一对隐含的矛盾,即“人性”和“英雄性”之间的矛盾。怎样处理好“人性”和“英雄性”之间的关系,是当代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之中,人性往往被阶级性取代。因为被划入资本主义文化的腐朽范畴,“人性”在阶级英雄身上是匿名的。将“人性”这一概念黑暗化、去光化的同时,人的丰富性也沦为了格式化的苍白图形——留下的只有“金光”,“金光”背后的暗影是注定无法存在的。“先锋文学”为了解构曾经这种光芒万丈的英雄性,极力去书写“人性”中不堪直面的晦暗角落。好像矫枉必须过正,“先锋文学”时期我们对于文学中人性的想象从一个极端直接划向另一个极端。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启动了我们对于“人性”和“英雄性”的最新想象。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将“日常性”的诉求带回了我们想象的视野。于是,“英雄”已经不是昔日的“阶级英雄”而降落人间成为“市民英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读麦家,就会发现他赋予了“人性”和“阶级性”一种新的关系。麦家笔下的阿炳、黄依依等人是从寻常人间走出来的,他们浸透了日常性的精神,但是他们又不是那种能够散落人群中成为“背景”的人——他们身上的“异秉”让他们无法“平凡”。因此在麦家的小说中,“英雄”一方面存在于人间,然而日常性又丝毫没有磨损英雄身上负载的传奇性光环。麦家的英雄站立在存在的真实地基之上贴地“飞行”,既没有成为黑暗性的囚徒,同时又没有被日光灼烧。

通常来说,小说对人的刻画,或挖掘普通人、小人物身上的光辉点和“超人性”,或聚焦天才、英雄的常人处和“肉身性”。麦家的小说显然属于后者,比如在旁人眼中“国家至上”的李玲玉,作者却借顾小梦的眼光塑造出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女性;又比如被推上神坛的容金珍,小说用大量笔墨描绘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低能与无助、纠结与困惑。麦家执着于一遍遍地书写那些旷世奇才、国家英雄,但并不塑造他们的丰功伟业,而是写与其形成强烈对比的肉身性,他们的缺陷与脆弱、困惑与失控、以及在其中的挣扎与陨落。麦家小说的主人公总是怀有一身奇才或绝技,少年得志却为才华所负累,鲜花着锦之时便成疯成魔、匆匆折毁。通过这一类人物,麦家的写作聚焦于人类寻求自我超越与注定无法超越之间的人性难题,以及个体在这个难题面前对于自我的认知与突破。

从麦家的写作习惯来看,他应当是一个苦吟派。翻开他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他绵密缓慢的语调和精致微妙的想象,字里行间似乎都可以看到那个字字斟酌、反复推敲、改了又改的麦家。然而,无论他如何地苦心孤诣、兜兜转转,其写作始终不脱人性这个原点,其所有的写作技巧和故事构造都服务于个体本身的生命逻辑。他的一个个故事总是藏在精巧的外壳里,需要通过程序繁复的层层剥开,才能在最终看到其不变的内核——人。《解密》中的人物,不论是天才少年容金珍,还是配角希伊斯、小黎黎,都是令人捉摸不透的飘渺形象,似乎每个人的背后都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而对神秘力量的顺应或挑战也推动着他们卷入命运的漩涡。在对这些人性矛盾的探索中,小说触碰到了孤独与意义、勇气与恐惧、欲望与家国这些主题,而读者对这些人性问题的共鸣恰恰是不分国界、无关东西的,由此,小说才具有了所谓的普世性价值,能够超越种族、时空和文化,从而直抵人心。

麦家小说的位置也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一方面从烟火人间汲取材料,另一方面又在人间的上空低飞。在一次访谈中,麦家说: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人的摧残,哪怕是天才也难逃出这个巨大的、隐蔽的陷阱。说到底,我笔下的那些天才、英雄最终都毁灭于“日常”。日常就像时间一样遮天蔽日,天衣无缝,无坚不摧,无所不包,包括人世间最深渊的罪恶和最永恒的杀伤力,正如水滴石穿,其实是一种残忍。

这样一种“在之间”的写作构成了麦家小说的异质性。常常有人将麦家与博尔赫斯进行对比。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种对比是有效的。麦家像博尔赫斯那样,能看到世界存在的块垒之下的那些暗流,能听到像密码那样飘散如幽灵的低语。在我看来,《暗算》的“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个部分最为鲜明不过地指认出了麦家小说的这一特点。“风”这样一种最无形的存在就是麦家笔下的神秘性,麦家用文字和叙事为这种“神秘性”赋形。正是因为站在两重世界“之间”,麦家认出了“神秘性”。密码、迷宫,存在于符号意义上的“真实”找到了它们的肉身宿主,它们不断诱使主人公从现实世界走向这个“原型”的世界。从一种“真实”走出,抵达另一种“真实”。于是,小说家在“解密”,他笔下的人物也在“解密”。双重的解密过程打捞着“现实主义”背后那团神秘的庞然大物。麦家小说的叙事动力正在于对于凡俗现实背后的神秘性的索解,这种神秘性很少被中国作家以如此大的叙事规模展现出来。

麦家有着特殊的位置,不仅因为他在“雅”和“俗”的边缘来回游走或者说突破了雅俗的藩篱,令人瞩目的是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读者的眷顾。在国内,包括《暗算》《解密》《风声》在内的各类作品自2002年以来已累计达到了惊人的销量,尤其是随着电视剧《暗算》与电影《风声》的上映,麦家在大众读者中掀起了一股浪潮。在海外,2014年《解密》的英文版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和美国FSG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甫一问世就刷新了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销售的历史:英国亚马逊综合排名385位,美国亚马逊473位,一度达到了世界文学排行榜的第17位,并在一年内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海外图书馆藏的首位。随后,小说的西班牙语、俄语、意大利语等33种语言的译本也陆续推出,一跃成了国际性的畅销小说,引发了包括《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独立报》等在内的40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集中关注,并先后入选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年度全球十佳小说”和2017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史上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麦家的《解密》是个案例。我们一段时间面对的窘境是:中国图书的对外推广逐年加大力度,但考察其效果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在每年全世界出版的700多种中国文学相关书籍中,能进入世界读者视野和主流图书市场的可谓寥寥。莫言、阎连科和余华是其中少有几位在海外有影响的中国作家。《解密》为何能进入海外大众读者的视野?译者米欧敏在机场发现《解密》,间接促成了小说被收入“企鹅经典文库”的传奇;又比如企鹅、FSG、行星等出版公司采用大规模的商业运作手段:拍摄宣传片,投放多媒体广告,策划各类见面、对谈、销售活动,并有意利用了“斯诺登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恐惧与反思心理等等。这些对文本外场域因素的探讨显示出了畅销书被“打造”的过程:这是包括作者、译者、出版机构、评论界等各方面合力的结果,而这种合力的机缘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麦家说那是“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或许可以说,海外的那些译者、批评家、出版商和读者对麦家的理解也是矛盾的。《解密》在海外受到了主流媒体及书评人的极高评价,他们的视角大多集中在故事本身的可读性及其背后的叙述视角、情节构造等层面,如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解密》“可读性和文学色彩兼容包并,从一种类似寓言的虚构故事延伸到对真实谍报世界的猜测中,有一种特别微妙的奇异气质”;FSG主编指出小说融合了中国民间传奇、历史小说、亨利·詹姆斯的心理描写和元小说等元素;英国《卫报》提出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和以日记、访谈为载体的第一人称叙述造就了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吸引读者的关键。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把可读性排除在文学性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麦家虽在国内被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王”“特情文学之父”,美国《纽约时报》也以“A Chinese Spy Novelist”来介绍麦家,但文学类型并不是其被广泛接受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者从美国亚马逊网站上《解密》英译本的“读者书评”入手,指出许多读者显示出小说不知该如何被定义的困惑,提出了诸如“历史小说与心理惊悚小说的结合”“既是间谍小说,也是心理小说”“传统间谍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结合”等说法,但归根结底,他们都认同小说“传达出对世界、人性的深刻认识”这一价值。

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谈麦家的“走出去”。麦家小说的传播,显示了海外对中国文学接受不再是“冷战思维”的“政治读解”,取而代之的是就“文学内部结构”而言的某种审美读解。尽管麦家小说的故事构架内在于世界的“两极格局”(两极格局正是谍战小说生长的现实土壤),但是他用凡人——英雄这样的叙事构架瓦解了政治读解的先验预设,传奇性与人性之间的广大地带成为了麦家超越两极格局解读的文学“空间”。

我一直不相信,麦家在语言的世界里就这么了断他的故乡,了断他和蒋家村的关系。青少年时期的麦家在蒋家村也是一个“受害者”,那种因为出身问题而受到的歧视和压迫,对一个青少年而言之所以刻骨铭心,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身体和精神发育时期。我自己至今还记得我的外公,这位地下党员被红卫兵拖走批斗的恐惧。记忆还在那里,生活就在那里,精神的本源就在那里。不妨说麦家后来的英雄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压抑后的释放。

终于有了《人生海海》这样一部小说。麦家还是麦家,成熟的叙事技巧和精心构造的故事一如既往;但麦家不再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麦家,麦家直面历史重大事件,对“故乡”的“暗算”进行了“解密”。有朋友说麦家转型了,我说麦家把他的另一种可能性完美地释放出来了。

麦家在《人生海海》中有意增加了叙事难度,达到了似乎是为难自己甚或是炫技的地步。一方面,小说里在漫长的历史跨度里使用了多个声部,第一部分是“爷爷讲”,第二部分是“老保长讲”,第三部分是“林阿姨讲”,其中还穿插了其他临时性的讲述者。他们每一个叙述者都是上校人生的部分见证人,用自己的生活逻辑与生存哲学来理解上校,并用自己的叙述语言讲述部分的“真实”。个体的人生何其曲折,人类的命运又何其海海,这些多个声部的讲述者向我们展现出个体人生的渺小,以及这渺渺人生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另一方面,麦家采用了更具有挑战性的第一人称叙事,通过封锁视角来增加叙述难度。正如他坦言,他完全可以采取线性叙事的方法,但“我有意绑住了手,或者弄瞎了一只眼睛,但我又要看到全局、掌控全局,这就给自己增加了难度”。这种叙事视角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成了“爷爷讲”“老保长讲”“林阿姨讲”等多个频道的直接接收者,更容易产生“听书人”的现场感并随着坎坷离奇的情节产生情感代入。

是的,麦家挑战了自己。

拾壹

我收到《人生海海》时已经是初夏。又过了些日子,我带着《人生海海》到了富阳。我在富春江畔,听麦家说他的那个村庄和我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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