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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我是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

编辑:邓青琳 | 时间:2017-08-10 10:04:22 | 来源:每日新报 宇浩

关于毕飞宇

茅盾文学奖得主、南京大学教授。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白夜》《青衣》《玉米》《平原》《推拿》《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等,其中《哺乳期的女人》《青衣》《上海往事》《推拿》等均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的影视剧。日前推出新书《小说课》。

作家向来与阅读有着不解之缘,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毫不掩饰自己对阅读的依赖:“我的人生极度苍白,我基本上是一个靠阅读支撑起来的作家,因为生活没有给我那么多。”毕飞宇也是圈里出了名的爱拉着人聊小说的“话痨”,如今,他把自己品读名家名作的欣喜、感动、惊讶甚至战栗结集成书《小说课》,“我读小说的心态跟喜欢手串的人把玩手串是一样的,这本书更多的是一个小说家的直觉感受,表达比较轻松。我非常注重直觉,因为直觉可以抵达逻辑永远也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接受采访时毕飞宇这样告诉记者,“我所熟悉的小说上面是有我的体温的,而那些小说里的矿物质也会到我的肌肤里来。如果没有阅读,我的写作抵达不了现在这个层面。”

张爱玲太冷 鲁迅温度偏低

新报:你在《小说课》里好像没选当代作品?是觉得当代作品和经典还有距离?

毕飞宇:当代作家的作品是有的,是汪曾祺的《受戒》。我主要讲经典作品,是因为那些作家都过世了,就算我讲错了,人家也不会找我。如果我讲余华讲得不对,他回头跟我说“毕飞宇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这脸往哪放?所以讲经典作品,相对来讲更安全一些。当然这是说笑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代文学确实有非常好的作品,但最后是不是经典?我们不知道。好作品可以成为经典,但经典不一定全是好作品。经典的产生过程极其诡异,它既需要内部原因,也需要外部原因,有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很可能,历史给这个作家、给这个作品带来的机遇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大家都熟悉胡适的长诗集,任何时候谈起中国新诗史都要说它,它确实是经典,但是那些诗好吗?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它好。

新报:你关于“作家的温度”的说法很有趣,为什么你觉得鲁迅的温度是偏低的?

毕飞宇:先讲个小故事,导演杨亚洲想把我的《哺乳期的女人》改编成电影时,说要选当时最红的一个女明星来演旺嫂,被我一口回绝了,我说这个演员绝对不能用,她身上没有温度,这个角色是一个母亲,一定要挑一个身体有温度的女演员。回到你的问题,我对别人小说温度的敏感,首先是从多年前阅读张爱玲开始的,我看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冷”,张爱玲字里行间的那个冷,能传到我骨头缝儿里去。如果张爱玲还活着,我一定不会靠近她,我会拒绝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张爱玲的冷,她太冷了。鲁迅的语言文字也特冷,有侵犯性,所以好多人不喜欢他。可是鲁迅的小说里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中和了他的冷——就是鲁迅特有的幽默,如果鲁迅不幽默,作品的美学价值会打折扣,当然文化价值永远都不会打折扣,所以我格外喜欢鲁迅。

新报:你怎么定义自己的温度?会有意识控制温度吗?

毕飞宇:我是一个偏热的人,文字也是偏热的。过冷和过热都不好,都有侵犯性、不亲切。我一直渴望自己的小说温度不要那么高,在写作的时候我总要控制自己语言的温度,别让它过于神经质,尽可能把语言温度调在比较均衡的位置。一个成熟的作家,无论他在小说内部呈现出多大的力量和多么重的口味,他首先要保证在文本意义上能达到平衡,这是好作家该干的事。

新长篇创作 因手术而“难产”

新报:这次的新书并不是你3年前许诺的新长篇。

毕飞宇:我没有偷懒,这个苍天可证。我手头写的这个长篇,绝对不是一个运气好的长篇,不知道为什么写它怎么就那么麻烦。去年这个时候,我的状态好极了,每天都工作八九个小时,结果3月27日,我的腰出了大问题,做了一次手术,一躺就是几十天。等能爬起来的时候,医生反复告诉我,注意坐势,后面要垫一个东西,也不能久坐。这一停又是一年多,其间我又把所有的笔记本都弄丢了,就是永远在折腾我。大概3年前,我已说,这个作品写了40多万字,可是它什么时候能写完,我真的不知道。

新报:怎么在写作中既满足读者又满足自我,有没有冲突的时候?

毕飞宇:一个作家说他在写作的时候内心是装着读者的,其实是不可信的,但话必须这么说,因为作品是要给人家读的。可是如果你心里真的装着读者,我要问,那人是谁?是初中生还是博士生?是80岁还是26岁?是男的还是女的?所谓心里装着的读者,其实就是作家自己,作家会有一个假定,这部作品、这段文字在自己这儿通过了,在读者那儿也就通过了。别看我对你笑眯眯的,我在写作时对自己特别苛刻,我会告诉自己,别指望你为大众去写作,你是为小众写作的。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我,毕飞宇在中国有4千万读者,我觉得很可疑,怎么会那么多人读我的东西呢?要是有人告诉我,在中国有5千人特别喜欢你的小说、是你的忠实读者。我会感激不尽,5千人还少吗?一个人可以为5千个人工作,这是多么伟大跟自豪的事情。

新报:现在看以前的作品,会想推翻重来吗?

毕飞宇:在中国作家里,作品写完后修改再冷却,我可能是最舍得耗时间的,等我真的横下一条心把小说发出去,我就一个字都不会再看了,也很少去反思上一部作品的得失。巴金的作品出过许多不同的修订版,读者问他为什么,巴金回答:“作品是我写的,我觉得有问题,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巴老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但这个问题上我和巴老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作家生命的年轮就是靠作品来呈现的,你19岁的作品里每个字都有荷尔蒙的气息,到了55岁,你觉得那些荷尔蒙的气息很不体面,你想把它全处理掉,不能这样的。即使作品是你写的,可你已不是当时的自己了。19岁的作品充满荷尔蒙气息,你就让它保留荷尔蒙气息;28岁的作品中有孩子尿布的味道,你就让它有孩子尿布的味道;35岁的小说里到处都是咖啡的芬芳,你就保持咖啡的芬芳……这样你会留下非常完整的文学艺术轨迹,它对文学是有用的。所以已经发表的作品,无论我后面有什么异议,我永远不会动它,让它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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