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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编辑:邓青琳 | 时间:2016-02-09 11:35:00 | 来源:四川作家网 | 浏览量:1074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七年(748年)秋,杜甫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诗歌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书法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格律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在世时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杜甫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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