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      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农历 十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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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嫂谣

编辑:徐妮娜 | 时间:2016-07-25 18:23:34 | 来源:四川作家网

我从城里回来的那天,映山红把一座山开得亮堂堂的,五月的阳光也好得没法说。可我大嫂却在这一天走了。我先去的是二哥家,今年轮到父亲跟二哥住。父亲一个人在屋里,正在扫地。他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我站在门口喊他,他将左手握成拳头,反过去顶住腰部,再把腰像折尺一样慢慢打开,然后才看见是我。他说幺儿呢,你回来了?我说爸,我回来了。我进屋放下行李包,包很轻,不过就是给父亲买的一瓶酒,给大嫂买的一袋冰糖,但父亲还是过来帮忙。在他的心目中,我还是母亲去世的时候那么弱小,而母亲去世已经三十年了。

  他把行李包从我肩上取下来,才以理怨的口气说,夏至呀,你为啥不早一天回来嘛。

  我这次回来,并没事先通知,也不是什么节假日,我以为早一天晚一天是无所谓的。

  父亲说,你大嫂今儿个走了!

  那时候我正给父亲递烟,烟抽出来一半,就落到了地上———在我们那里,这个“走”字含义丰富———我说大嫂她……去哪里了?

  去广东了。

  唔……大嫂去广东干什么?她是去找清明吗?

  父亲说不是,她是去挣钱。父亲说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能送送她了。

  大哥呢?

  在家里。你大哥很焦心,你去看看他吧。

  我把烟盒扔到傍壁的小桌上,叫父亲自己拿,随后我就出了门。

  大哥家在岩畔底下,有半里路程,下一坡松林,再下一坡竹林,我就看见大哥了。他穿着一件孔孔眼眼的背心,把门敞开着,屁股对着门外摇筛子。腾起的麦壳和尘土,把他整个人裹住了,也把门封住了。听见狗叫,大哥转过头,在烟尘中又惊又喜地笑了一下,立即将筛子放进地上的簸箕里,搭了根条凳出来。外面坐,他说,屋里乌烟瘴气的。

  大嫂走了?

  天不亮就下了河。大哥低了头说,现在多时到了县城,说不定都坐上火车了。

  大嫂这一辈子,从没出过清溪河流域。我们住的那匹山,名叫老君山,是川东北一座巍峨的大山。山下就是清溪河,流程很短,上游是普光镇,下游是宣汉县城,总共不过六七十公里。

  大嫂只在河上坐过汽划子,连汽车也没坐过。

  她去广东,没先跟谁联系?

  没有呢,大哥说,她直接去佛山找胡贵,胡贵肯定要收她。

  胡贵是河对面杨侯山的人,二十年前就把家甩了,据说现在成了大老板,在佛山搞建筑。

  我说大哥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三月间就满五十了。

  大嫂比你还长三岁呀!

  大哥听出我在责备他,紧着脖子咳肺里的痰。他很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时常胸闷。他去检查过几次,没有结核病,可就是呼吸不上来,痰也咳不上来,咳的时候空空空的,把脊梁都咳弯了。每次去检查前,大哥都说,要是结核病就好了,晚期最好,我就用不着医治,自己绑块石头在身上,跳进清溪河喂鱼,也免得家里花钱办丧事。其实他舍不得死,他跟大嫂的关系很好。大嫂叫陈美,大哥人前人后都把她叫美,叫得有盐有味。他也没资格死,他小儿子清华去年九月才进高中一年级。

  我说大哥,你不出门也就算了,我知道你身体吃不消,不能出门,但你也不该让大嫂出门,她那么大年纪,又贫血,还搞建筑呢……我给她带了包冰糖回来,哪晓得她走了。

  大哥的眼圈红了。他的眼睛本来就红,是被麦芒扎的,现在像要浸出血来。

  不出门……大哥艰难地说,清华要用钱,不出门咋行?不是她出门,就是我出门,反正要走一个。

  每当说到钱,我就总是无地自容。我跟大哥的年龄差距很大,母亲去世的时候,大哥十八岁,我才四岁。九年后大哥结了婚,因他身体不好,家里全靠父亲和大嫂撑持,后来父亲年迈体衰了,就靠大嫂一个人了(二哥脾气古怪,是靠不住的),在饭也吃不饱的年代,我能够念完大学,没有大嫂是不可想象的。每次回家,我即使没钱买更多的礼物,但给父亲和大嫂的却少不了。可是一点菲薄的礼物能起什么作用呢?大嫂需要的是钱,她小儿子清华在县中读书,书学费贵得吓人,她还想让清华读大学呢,她把丈夫的弟弟供成了大学生,总不能不让自己的儿子读大学,何况清华的成绩那么好。我知道大嫂最需要的是钱,但我没有钱给她。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所学校教书,后来去了一家报社,没干两年,我又从报社辞职,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在城市里混着,连自己的嘴巴也糊不拢。

  大哥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为我解围,说要不是清明,家里就不会这么紧了。

  清明是他们的大儿子。

  我说清明最近有消息没有?

  又是大半年没信儿了,大哥说,让他死在外面算了!

  大哥的嘴角滚动着两条蚯蚓似的曲线,那是两条无奈的蚯蚓。


  清明是被大哥惯坏了的。大哥在农村算晚婚,头胎生了个儿子,他就当成金宝贝,生怕儿子吃了亏。下点毛毛雨,只要他没时间把儿子背到两里外的村小,就不让儿子上学,他说下这么大的雨,上啥学呢!言毕把儿子装进背篼,带他一道上山,他割草,锄地,儿子就捉蝴蝶,或者捡石头打树上的鸟。大哥跟大嫂后来吵架的时间很少,但那几年吵得多,都是为清明的事。大嫂没什么文化,但她懂一句古语,叫耕读为本。她说在农村,能读书的就一定要读书,不能读书的就把田种好。话虽如此,其实她心里明白,在我们那样的大山区,种田只不过是吊命,唯一可靠的出路是把书读好。清明不去上学,她就拿使牛棍打,棍子还没落到身上,清明就扯破了嗓子嚎,大哥听到哭声,必然迅速冲过来,一把将清明搂在怀里,龇牙咧嘴地朝着大嫂发狠。清明见有人保他,就哭得更加理直气壮,逃学也更加顺理成章,每次考试语文数学都得鸭蛋。那时候清华还没念书,大嫂把清华夺进怀里,对大哥说,你毁了一个,可不能毁两个,清华将来上学,由我看管,你要是再插手,我们各走各的路!

  自从嫁过来,大嫂没说过这么决绝的话,大哥果然不敢再娇惯清华了。

  在大嫂的心目中,有一道遥远的光,而大哥的心里没有这道光。大哥只能看到眼下的生活。

  清明村小毕业,就去普光镇中学念书。镇中学是住校的,脱离了母亲的视线,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课本发下来,最多一个月,不是撕烂了,就是弄丢了。老师知道他成不了器,对此基本上不过问,他不进教室听讲,照样不过问,这样,清明把学校当成了客栈,与镇上的公子哥儿去开设在镇政府底楼的游艺室打台球,或者去清溪河钓鱼;一群人今天这一派,明天那一派,彼此结交又彼此仇视。结交的时候,去镇里最好的酒楼赊账吃喝,末了就进那酒楼的包厢里看录像,玩游戏机;仇视的时候就打群架,打别人也被别人打,从而练就了一身好力气。

  那些日子,大嫂赶场,常常被酒楼老板拦住。酒楼老板是个花枝招展娇娇小小的年轻女人,全镇人都知道她叫倩儿,也知道她是跟镇上某位领导睡觉,才拉来那么多吃公款的食客,也才敢于大张旗鼓地放学生进去看录像打游戏,因此对她又鄙夷又畏惧。倩儿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认出大嫂是清明的母亲,她摇摇曳曳地走到戏楼底下(现在那里已无人演戏,每到赶场天,坝子里就拥挤着卖山货的乡里人),走到大嫂跟前,居高临下又和颜悦色地说,你家清明又欠我一百多了。大嫂本来是蹲在自己背篼跟前的,那背篼里装着土豆或者谷糠,这时候站起来,跟倩儿一般高地站着。倩儿那么白,那么好看,像是从戏楼上走下来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大嫂的脸色黄不拉唧,散发着山风和太阳的苦味,头发虽然在出门前特意梳理过,还系了两根辫子,这时候却显得灰暗又凌乱。大嫂久久地说不出话来,她被那个庞大的数字堵住了,她还被周围好奇的目光堵住了。倩儿说,你倒是发个话,啥时候还我啊?大嫂这才说,二场,二场我还你。倩儿走了,大嫂又蹲下去,像石头一样沉默着,直到有买主走到她面前了,她才醒悟,自己是来卖货的。卖了这点货,才能买盐回去,或者买农药回去。这么一惊醒,她才恢复了一些活力。

  普光镇两天一个场,回到家,大嫂就马不停蹄地把谷子从仓里撮出来,去当门的石碾里碾成米,把谷糠筛掉,碎米筛掉,第二场背到街上去卖。她要卖一百多斤米才能抵儿子欠下的债。老君山的土地瘦,收成薄,种出的粮食仅够吃而已。大嫂做着这些事情,心里充满恐惧。

  由于大哥干不了重活,那一百多斤米,到时候也是大嫂背到街上去卖的。

  大哥种下了苦果,由大嫂来吃,但她已经不再跟大哥吵架了。有一回大嫂对我说,清明成今天这样,我这个当妈的有责任,我当时不该由着你大哥。

  大嫂每次去把钱还给倩儿的时候,都向她交代:以后不要让清明来赊账了。倩儿当时是答应的,可过不了多久,她又到戏楼底下找到了大嫂。那么好看的一个人,在大嫂的眼里,却比毒蛇还让她害怕。她不等倩儿靠近,双腿就情不自禁地弹了起来,直打哆嗦。当倩儿又说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嫂到底忍不住了:我不是叫你不让他赊吗,你自己要赊,你去找他,我不管!倩儿翘着嘴角说,你咋这么不讲道理呢,消费前他也没说赊账,我怎么知道呢?再说那么多人一起来,我开始也不知道是谁买单啦。倩儿看到有那么乡里人带着欣羡和敬畏的目光望着自己,就禁不住滋长了一点儿骄横(平时,她的骄横只在骨子里,皮面上却总是温柔和气的),话也越说越难听了,她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

  这句话把大嫂击垮了。她干涩的嘴有气无力地翕动着,仿佛晾在坡地上的鱼。她想跟倩儿吵一架,可是,倩儿的来头她知道,她拿不准吵一架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于是,她用目光向周围的人求助,结果周围的人全都在帮倩儿说话。他们说,吃了人家的玩了人家的,当然要给钱哪,自己教出了那么个东西,怪谁呢。大嫂觉得,她的脸真是丢尽了,如果还为这事吵架,那就只好把屁股当脸了。她抹一把额头上急出的汗水,又低声下气地给倩儿许诺。倩儿离去后,大嫂心里闷得慌,想哭。但她没哭,她冲进学校,把清明的桌子拖出来了。镇中学的学生桌,都是自己按规定尺码做好背去的。大嫂的意思是再不让儿子读书了。

  每当这时候,清明就哭得昏天黑地,并给母亲下跪,表示以后再不赊账,再不逃学,总之是好好读书。大嫂的心软了,她想,说不准他是真心悔过的,又把儿子的书桌放进了教室。

  清明只是不想离开镇上的环境。他已经对这有吃有喝有玩的环境产生了连血带骨的依赖。

  大嫂一次一次地受骗,直到清明初中毕业。清明没考上高中,自然而然就回了家。他磨皮擦痒地混满了年岁,就去考兵。玩耍和打架练出的强健体魄,让他一考就中。

  清明出发的那天,大哥和大嫂去镇上送他。大嫂千叮万嘱,说我的儿啦,你去了部队,要听领导的话,要好好锻炼。清明不住地点头。军车开动了,大嫂开头没事,当漫天尘土遮没了儿子那张稚气的面孔,她终于泣不成声。

  两年后复员回来,清明长高了些,但身上的恶习一点没改。部队发放的近两千元复员补贴,他从大连到四川的路上,就花得一干二净。他在家呆了不到半月就出门打工了。行前,他对正放假回来的弟弟说,清华,你不要跟哥哥学,你要好好念书,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不就是钱吗,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个月,我就给你寄一笔回来,以后我按月寄给你。

  那时候的大嫂,就像有人帮她打开了一扇从没开启过的窗户。大哥那些天一直在空空空地咳嗽,听了大儿子的话,他突然间不咳了。

  清明一去就杳无音讯,差不多过了半年,他才给村里的张老师打了个电话。张老师在重庆唱川剧的儿子为他买了部手机。清明问了家里的情况,对他自己,却不透露半点信息。他用的是公用电话,显示出的区号没有人知道是哪个地方。张老师问要不要他爹妈来接,清明说,不用了。张老师说你爹妈都愁死了,还是让他们来听听你的声音吧,清明说不用了不用了。

  从他出门到现在,已满一年半,没回来过,也没寄过钱,只打过两次电话,而且他爹妈都没接成。

  决心送小儿子读书的大嫂,靠我靠不住,靠她大儿子也靠不住。

  她只能靠她自己了。


  大哥问我,你说说,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如果说有用,我至今也还是村里唯一读过大学的人,可我不也跟那些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混着吗?而且我还没有很多农民工混得好,大多数农民工,都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往家里寄钱,但我做不到,我连养妻儿都困难,更不要说跟胡贵比了。胡贵压根儿就是个文盲,可他却当上了老板,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到了广东,还把亲戚全都带过去发财了。不仅如此,他还为对河两面山上的人做了许多事,凡是杨侯山和老君山的人,只要愿意去他工地上,他一律接纳,而且从不拖欠工资。他允许别人欠他的钱,决不允许自己欠别人的钱。从那边回来的人都说,胡贵在广东很吃得开,连城里人都怕他。我知道,村里有人常常拿我和胡贵对比,对比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家庭,都不送孩子读书了,最多初中毕业,不管成绩好坏,都赶到外地的工厂或工地上挣钱去了;有的人,才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就花钱办张假身份证,去遥远的他乡当童工去了,每天关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地干活。

  如果说没用,我又无法想象自己没有知识的生活,那会是多么黑暗……

  不过,到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来关心大嫂是否应该在五十三岁的时候外出打工,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大哥见我沉默,说,你现在干些啥呢?

  主要在家里面写作,没钱花的时候就打点零工。

  大哥说,写作就是写书吗?

  我说是。

  写书能挣钱不?

  有时能挣点儿,有时是一堆废纸,总体说来是挣不了多少钱。

  既然挣不了钱,你为啥还写?你是读过大学的人,脑瓜子咋就这么不够用?

  我又被噎住了。

  大哥说,你要是回到以前的那家报社,他们还要你吗?

  我说不会要我了。

  其实是我自己不愿意回去。那是一家娱乐报,每天津津乐道的,就是男女明星的绯闻,以及某女明星顺利产下了三胞胎之类的话题。编这样的报纸,不需要实地采访,只从网上下载,或者从其他报纸上改头换面地抄录就是了,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我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下了班就跟同事出去喝酒,更多的是打牌。那是一个难以抽身的漩涡。我们的报纸隶属于某局,局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约报社的人打牌。他给了报社一点特殊政策,就是部分广告收入可以不报财务,而是用来发奖金,于是他认为自己对报社有恩,同时认为报社的人都很有钱。报社一共只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女性,局长从不跟女人打牌,他说跟女人打牌坏手气,这样一来,我不去也得去了。我不想得罪同事,更不敢得罪局长,就跟他们通夜通夜地耗。局长从头天吃罢晚饭就上桌,打到第二天早上九点,被人从桌上叫下去吃了早饭,还能在大会上讲一天半天,而且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做局长的本事。我就不行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往深渊里坠,我觉得大嫂含辛茹苦地送我上了大学,结果我把学来的知识全都扔到粪坑里沤烂了,我太对不起大嫂了。

  于是我干脆辞职走人,不跟他们发生任何关系。

  我想对得起大嫂,结果是更加对不起她。在报社上班的时候,每次回老家,我必然先去镇中学找到清华(那时他在那里念初中),给他一些钱,这样,大嫂就可以很长时间不为儿子的生活费焦心了(清华跟他哥完全两样,他从不乱花钱),自从辞了职,我就再没给清华拿过钱。

  我给大嫂买袋冰糖什么的,对她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即使我给她,她也舍不得吃,她会背着我去卖给村里人,村里人不要,就拿到街上去,找熟识的百货店帮她卖。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大哥说,我怕清华将来读了大学没用,现在又把你大嫂累垮了,那就划不着了,可你大嫂是个死脑筋,总是听不进油盐。

  我嗫嚅着说,读大学也不是没用……

  我看就是没用!大哥断然地打断我,要是有用,你就不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在家乡人看来,特别是在家乡的亲人看来,我一定过得很惨。

  想想吧,一个没有工作在城里混着的人,怎么不惨呢?

  大哥又说,其实,家里没有谁指望你支持钱,你大嫂多次对我说,千万不要找夏至要钱,她说看起来城里人手头随时都有钱,乡里人不卖粮食,不卖鸡蛋,就一年半载见不到钱,但城里不比乡下,城里上厕所都要钱,过日子不容易。我们从来没想到让你支持钱,可你要把自己当人看,不要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大哥的话触到了我的一些痛楚,我低下头,说我知道。

  一凡(我儿子)该读三年级了吧?

  我说三年级了。

  现在还是小学,听说一年就要交好几千?以后上了中学,看你拿啥去供他,你总不能跑去给校长拍手板,校长就答应给你儿子减免书学费!

  大哥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阵发紧。这些事情,我在城里也经常想,主要是躺在床上,把书一放,把灯一关,要睡觉之前想。但我没想得那么远。对生活上的困境,我从来不会想得太远,现在被大哥这么揭示出来,我突然觉得现实真是很严峻。

  你这人,为啥总是跟我们想得不一样呢?大哥摇了摇头,好好的正事不做,辞了职在家里搞写作,要是写作能像胡贵那样挣钱也好,听你说来又挣不到钱,这不是胡闹吗?你呀,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写作的事说出去,免得让村里人听了笑话。

  我说我不会说出去。

  大哥很怜悯地看着我。


  大嫂出发前,把张老师和我的电话都记下的,可四天过去,她既没给张老师打电话,也没给我的手机上打电话。我打电话到城里的家中,问大嫂有信儿没有,妻子说没有啊,妻子说你采访得如何啊?我怒气冲冲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这次回来,是想去看看老君山顶上的一座古墓,那墓里曾埋着一个在清乾隆年间做过四川提督的人。“文革”中,墓被红卫兵挖开了,内棺里的水银全部倾进山涧里去了,被水银养着的那具庞大身躯,迅速风干,半小时不到,就缩成一堆婴儿大小的腐肉。不过,十多年前,当地百姓又照原样把坟墓修了起来。据说墓里的主人是一个嫉恶如仇心怀慈悲的好官,成都有名的文殊院就是他捐资修建的;做官之前,他曾是啸聚山林的土匪,身怀绝技,杀富济贫。老君山头,有许许多多关于他的传说,我本想把这些传说采访回去,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我甚至幻想这部小说能够改变我窘迫的处境。

  计算车程,大嫂最晚在一天前就该到佛山了。

  大哥急得捂住胸口咳嗽,好像他咳嗽不是用肺和喉咙,而是用全身,仿佛他的小腿肚也能咳嗽。

  我们那里有种说法:娶一个好媳妇,三代人都有福。我们家离享福还很遥远,但这不是大嫂的责任。大哥知道大嫂的好处,大嫂应该有消息的时候却没有消息,他不能不急得小腿肚甚至脚指头都能咳嗽了。大嫂走之前,把家里什么都安排好了。虽然田地很少,但她怕大哥累着,把一半的田都送给了别人种,大哥舍不得送,大嫂说,一个人要知道轻重,要是累得把命都搭进去了,值吗?这样的话,大嫂对父亲说过,也对我说过,说不定还对别的人说过。至于她自己,从来就不知道累。在家里时,三伏天的午后,村里再勤苦的人也躲在院坝外的竹林或果木底下摇篾笆扇,大嫂还在阳光暴晒的坡地上扯草,或者锄地,现在,她满五十三岁的时候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搞建筑去了,那是男人也畏惧的活,她却不怕。在大嫂看来,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能累垮,就她一个人累不垮似的……大哥知道大嫂的好处。

  父亲也来到大哥家里,坐在街檐的青坎上抹眼泪。父亲经常说,他这一生没有女儿,大嫂就是他的女儿。父亲说要是没有这个女儿,他这个家早就败了。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二哥下来借晒席了,父亲连忙站起来,对二哥说,永辉,你到杨侯山去一趟。

  二哥说去杨侯山干啥?

  把胡贵的电话问来。

  老君山人去找胡贵的不少,但大多在山顶上(我们村从没有人去过),具体是哪一家也不清楚,与其瞎碰,不如直接去杨侯山胡贵所在的磨子村。

  二哥说胡贵离家都那么多年了,谁知道他的电话?

  父亲说胡贵离家那么多年,他家里面的人没走几年嘛;再说磨子村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去给胡贵打工,未必不晓得他的电话。

  二哥咕哝了一声,说,我家的活路堆到颈子上来了呢!连晒席也不借,就回去了。

  父亲恨着二哥的背影,他那样子好像在说,如果眼睛能把人恨死,我就把你恨死算了。

  二哥比大哥小六岁,大嫂嫁过来的时候,二哥早已辍学,大嫂听说二哥念书时成绩好得没办法(他的成绩的确很好),就动员二哥再去上学。二哥是在初中二年级辍学的,这就意味着,他如果复学,也只能从初中二年级读起。二哥听到这话,像受到了侮辱,他说老都老了,还上学!他认为挺大的一个人,跟一群小孩坐在一起,太丢脸了。大嫂说,你才二十多点就算老哇,过去那些人读到六七十岁咋说呢?大嫂自己没读过几册书,可她不知从哪里听来那么多古人不计年龄和穷困发奋念书的故事。二哥说,你为啥不去读?你也可以去呀!大嫂垂下眼帘说,我是没你那个脑壳嘛,我要是有你那个脑壳的话……

  大嫂没把话说完,脸上有些悲戚。

  她并不是没有“脑壳”,之所以读几册书就不读了,完全是因为家里穷。她脸上的轮廓也是长得很好看的,之所以那么晚才嫁人,是为了照顾她父亲。大嫂的母亲有类风湿,生下她就不敢再生,因此大嫂是她爹妈的独苗。她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再过两年,该她谈婚论嫁的时候,不幸父亲又患了脑溢血,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坏的时候就像个植物人,拉屎拉尿都在床上。大嫂服侍她父亲,直到父亲病逝为止。当她把父亲埋了,才发现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成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这么多年来,她先把母亲送走了,又把父亲送走,她还没经意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段日子就过去了,远远地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村里的好心人在老君山上为她物色对象,终于找到我那一直未能成家的大哥。两人见了面,过一阵就结了婚。大哥有时给大嫂开玩笑,说要不是我,你就完了。大嫂也说,要不是我,你还不是完了。那时候,两个人的眼里都充盈着幸福的光芒。

  虽然我从来没去证实过,但我相信,大嫂读书的时候,成绩一定也是很好的,而且她渴望读书,否则就不会收集那么多古人读书的故事。我说过,大嫂的心里有一道光,大哥的心里没有这道光,清溪河流域很多人的心里都没有这道光,这是大嫂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她见惯了病痛和死亡,一旦心里有了光,就紧紧地抓住不放。

  大嫂同时还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真要去读书,谁供我呢?

  她已是结婚的人了,有了人生新的义务和责任……

  二哥最终没同意去上学。过了半年,比我们高五百米左右的一个村子里,有两个从镇中学退休回来的教师,联手在家里办起了私塾性质的学校,大嫂又动员二哥去。因为是在家里学,二哥觉得没有坐在教室那么丢脸了,再说只要考上高中,他的年龄就算不上特别大,有些复读了七八年高三还不中榜的人,比他大得多呢。二哥口头上有些松动,但还是不愿去。大嫂就把他往山上推。二哥高壮,大嫂推不动他,就喊我大哥,和平,你来帮一下忙嘛!大哥老实去帮忙,到底把二哥推上山去了。

  学了大半年,镇上招考代课教师,二哥去应考,以第一名的身份被录取,分在我们村教书。那时候,二哥对大嫂是感激的,如果不去补习,他是断然考不上代课教师的。

  二哥教了两年多,上面来了政策:所有代课教师一律取缔。

  这样,二哥又回家务农了。

  从这时候起,二哥就对大嫂不好,话也不想跟她说。二哥是死要面子的人,他认为开始不去教书也便罢了,教了一阵又被取缔,就遭人耻笑了。而让他被耻笑的人,就是大嫂。

  ……

  二哥不愿意去杨侯山,我说我去吧。

  父亲说你去行吗?

  我说怎么不行呢?

  我那样爱我的父亲,可我对他说话,却很少轻言细语过。父亲老是唠叨母亲办丧事的那个夜晚。办丧的那天夜里,要请来阴阳先生为死者超度,做儿女的,要身戴重孝,围着棺材转圈,称为“绕棺”,从天黑开始,一直绕到第二天早上。绕棺的过程中,要随时听从阴阳先生的口令,阴阳先生每念一段经文,就拖长声音说: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做儿女的就要跪下去磕头。父亲那时候站在一旁,看一眼睡在棺材平板上的母亲,又看一眼撅着屁股磕头的我。他才四岁呀,父亲以后常常对人说,那才好大个人人儿呀!我在他眼里总也长不大,这就跟村里人拿我和胡贵比较一样,多多少少伤了我的自尊心。

  别看只隔一条并不宽阔的河,要走到杨侯山的磨子村,需下山,过河,再上山,上山和下山的距离差不多,脚步再快,来去一趟也要好几个钟头。

  胡贵的家在磨子村的最下头,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已经不是家了,房子彻底垮掉,到处是朽木烂瓦,周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茼蒿,我路过的时候,几只肥野鸡从那茼蒿丛里扑楞楞地飞起,嘎嘎地鸣叫着,飞到了遥远的树梢上。我又爬了一程,又遇到几间摇摇欲坠的空房子,看来也是至少两三年没人住,都拖儿带女举家外出打工了。爬到第四重岩畔,终于碰见了人。

  很容易就问到了胡贵的电话。

  我立马掏出手机给胡贵拨去。

  胡贵离家二十年了,但他的口音一点没变,连那种很土的尾音也没变。想到那间垮掉的房子,再听他的口音,我简直无法把他跟一个在外面“很吃得开”的大老板联系起来。

  我说胡大哥呀,我是老君山上的,我大嫂到你那里打工来了,她叫陈美,不晓得她到了没有?他说到了啊,我已经给她安排事了,她一个女人家的,又那么大年纪,我就让她做地面上的活,拌点灰浆,推推斗车。我说胡大哥,谢谢你啦。他说谢啥呢,都是家乡人嘛,你是永辉吧?我说不是呢,我是夏至。

  听说是我,胡贵的口气变了,变成城里人的腔调了,是那种倒像不像的广东腔,还故意咬文嚼字起来,听上去别扭得让人发慌。我心里想,胡大哥你这是何必呢,两面山上的人都在谈论我不如你,你哪里犯得着跟我操广东腔还咬文嚼字呢?但他收留了我大嫂,还把她安排得那么妥当,就是我的恩人了,我不能让他感觉到我心里别扭。我说胡大哥,如果方便的话,能让我大嫂接听一下吗?他说这个自然没问题的啦,我马上就通知她的啦,陈美!陈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大嫂的应声。脚跟子快些,你家小叔子来电话了。胡贵又说起了家乡土话。

  大嫂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我一声。

  我说你到了佛山,为啥不给家里来个电话呀?

  没钱哪,大嫂说,走到胡贵这里钱就用得只剩两角了(她快乐地笑起来),才来这里,我又不敢借钱。我准备发了工资就打电话的。你咋晓得我走了?

  我回家了,我给你买了袋冰糖,结果你走了。

  我说出这句话,不是要表功,是想给大嫂感情上的安慰。

  大嫂咳嗽了一声,我听得出来,那是装咳。

  然后她说,你大哥累不得哟,你给他说,累不下来的活不要做。爸爸要是想跟我们住,叫他下来就是,我原先就给他说过,叫他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大嫂没把话说明白。二哥二嫂对父亲不太好,二嫂有时还故意把饭煮得很硬,让父亲无法下咽。父亲在他们家过得很不愉快,想一直跟大哥大嫂住,又不愿意增加他们的负担。

  我说好,我说大嫂你一个人在外面,自己要知道保重。

  她说我晓得。

  我只能对大嫂说这些了。我本来还想对她说,如果吃不消,你就回来,可她回来又怎么办呢?这种关心是苍白的,甚至是虚伪的,我不能说。


  回城之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我在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为了自己,我就不管家里人了。

  连父亲我也没管。我辞职以后,父亲到我这里来过,父亲说我以前没到我幺儿子那里去,是他忙,现在他有时间陪我了,再说我年龄也大了,还不去看看,这一辈子就不晓得他究竟在哪里过日子,死了连收个脚迹也找不到地方。清溪河流域的人认为,人在断气之后,灵魂会去他亲人家里弄出响声,有放信的意思,也有把死者生前留下的印迹收回去的意思,叫“收脚迹”。父亲那次本来是想耍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走了。他以为我有时间陪他,其实我比以前更加紧张。以前的忙是表面的,是用时间来计算的,现在的忙是骨子里的,不仅用时间计算,还用心态计算。我成天坐在狭小的书房里,父亲则只能呆在客厅,我妻子是电信公司的业务员,为那每月几百块钱的提成,从早到黑地在外面奔忙,发展用户,儿子又上学,没有人陪父亲说话。我把电视给他打开,但父亲看不懂铺天盖地的城市泡沫剧,也没有兴趣看,我出去上厕所,看到父亲几乎都在垂着头打磕睡。我说爸,你出去走走吧。开始一两天,他出去了,到处是车辆,到处是人流,但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而且全都是行色匆匆,没有人站下来给他打招呼,也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后来他就不再出去了。

  住到第五天,父亲羞怯地对我说,夏至,我想回去了。

  我说爸你不是准备住一阵子的吗?

  父亲说我是泥脚杆命,在城里住不惯。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乘车回了老家。

  父亲一走,我就很后悔,很心痛,我总觉得,父亲是被我赶走的。

  我成天躲在书房里写,究竟写出了什么鸿篇巨制吗?我真的就有那么忙吗?我坐在书桌前,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用的玄想之中吗?如果我把这些时间用去陪父亲说话,父亲就不会腿脚都没歇过来就回了老家。

  我并不是真的忙得没有一点儿闲暇,而是跟许多城里人一样,得了一种“忙病”。按道理,父亲在大哥和二哥家轮留住,我应该给他们补贴一些钱的,但我没有钱。父亲在我身上花的钱最多,结果到了他老年,我反而为他付出得更少了。二哥二嫂对父亲再不好,也比我好。

  现在,大嫂又被逼走了……

  出身农村,加之中国现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兴房起楼,我知道拌灰浆和推斗车是怎么回事,这些地面上的活,危险性的确不大,但那是相当累人的。用铁锨将一大堆河沙和水泥拌匀,这不累人吗?按工人们的说法,腰杆也能累断。推斗车没那么累人,可热天干这事就难了,斗车把是铁的,火红的太阳将铁把烧得像烙铁,舔出隐隐的蓝光,手握上去,能把皮子烙糊。这一点也不夸张,在我家附近,就是前两年火爆起来的考古遗址,叫“金沙遗址”。去年开始修博物馆,那些推斗车的工人,手上都有一层硬硬的黑黑的死肉,我开始以为是握出来的,一问工人,他们说不是,是被铁把烫的。大嫂去的地方还是广东呢!

  睡不着觉,我就想大嫂干活的情形。大嫂身材不高,也瘦,在一大堆河沙和水泥面前,就像站在一座山的面前,她不仅要搬动这座山,还要让这座山的血与肉重新组合,成为另一座完全不同的山。她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劳动着,只有铁锨偶尔铲到地面的声音,只有汗水摔碎的声音。她瘦小的身体里,哪来那么大的能量呢?大嫂拌了灰浆,没有休息,又去推斗车了,她的手刚一握住车把,我就听到吱的一声怪叫;大嫂像握住了一只知了,那只知了在痛苦地挣扎着,没挣扎几下,大嫂眼前的天就黑下来了,她的眼睛慢慢闭上,几摇几晃,就倒了下去……

  每当这时候,我就很不自在地翻一下身。妻子已经知道我这几天没写什么了,也知道我一直在失眠,她把灯打开,她说你怎么啦?

  没怎么,就是睡不着。

  她说你回了一趟老家,什么事也没做就回来了,回来后就失眠,是不是碰到杏儿了?

  “杏儿”是妻子给我开的玩笑,她说像我们这种生在农村的人,许多人在初中甚至小学就订婚了。她说你肯定也订了婚,那女子叫杏儿还是桃儿?干脆就叫杏儿吧,我觉得杏儿比桃儿更沉静,还有一种忧郁的美,不像桃儿那样鲜鲜艳艳的张扬。她说你肯定是念了大学就把人家杏儿给甩了的。我说没那回事,真没那回事。

  妻子不该在这种时候给我开玩笑,我有些恼火,说大嫂走了,到广东打工去了。

  妻子呀了一声,说天啦,她那么大年纪,还跑那么远打工?她不是还有贫血病吗,要是昏倒了怎么办?

  我说是呀,我刚才正想这事呢。

  你就为这个睡不着?

  我没回答,撑起身来,把头靠在床板上,认真地看着妻子的眼睛说,冬梅,你说说看,我这人是不是太自私了?

  有那么一点儿,妻子想了想,笑着说,但我可从来没怪过你呀。

  这是事实。她不仅没怪过我,还支持我。从一家收入不错的报社辞职,坐在家里写不挣钱的东西,没有她的支持是不可思议的。妻子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世上的人是要分等级的,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性格也都很豁达,从而造就了他们儿女心地的单纯。

  我说你不怪我,但我自己不能那么没心肝。

  妻子又笑了,她说你呀,你一定是觉得自己没钱给大嫂,大嫂才出门打工的,大嫂走了,你才发现自己没心肝肺了———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我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爬楼梯,爬上一层就胆战心惊地敲人家的门,当听到门里传来脚步声,我要马上把胆怯收起来,做出一副很职业的样子,身体站端正,脖子放端正,人家把门打开,我累得再狠,说话也不能气喘,也不能结巴,我要以清晰流利的语言向人家介绍:我们公司最近开通了什么业务,让您打长话可以节省多少钱……大多数时候,我刚说出几个字,人家砰的一声就把门闭了。那一声真是惊心动魄。我那一串背熟的话,在喉咙里咕嘟嘟地打滚,吐不出来,憋得心里难受啊;我的腿也软了,汗水也下来了,我一边上楼或者下楼,一边想,家里的米完了,儿子要买校服了……我真想哭。可是我还要去敲人家的门啊,我能哭吗?我能带着泪水和哭红的眼睛去做业务吗……

  妻子用指头点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受的这些苦你知不知道?

  我的鼻子发酸。我说我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妻子说,你知道就好,这辈子跟你我就认了,下辈子我可不干。

  说罢,她又哈哈哈地笑起来。无论多难,她都永远是这么快乐。

  笑过了,她才想起我之前是在为大嫂伤心,突然发现不该自己来诉苦的,于是说,你经常讲大嫂的好,可大嫂怎么个好法,你却从来没对我说过,反正睡不着,你就说一说嘛。


  真要说大嫂,我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只讲了跟我有关的两件事情。

  我念初中是在普光镇的一个半岛上,那不是镇中学,而是县里办在普光镇的一所学校。镇子西面的河坝是个猪牛市场,从那里渡河过去,就是三面环水的半岛。半岛很大,夏秋两季,青纱帐一望无际。学校在半岛中央,离镇上的河码头有六七里地。我们那时候读书要交大米,一斤米再加一角多钱,才能领到一斤饭票。前半年是父亲给我送,我念初一下学期时大嫂嫁给了我大哥,自从嫁过来,给我扎鞋是她的事,去半岛送米送钱,照样是她的事。从我们村到镇上,上坡下坎的有二十五里,加半岛上的那一段,就是三十余里。每次大嫂都是天不亮就出发,到我们学校时,要是我还没放午学,她决不会到教室找我,而是蹲在教学楼外的洋槐树下等……

  这里要说的,是我读初三那年,那是五月底,还有一个多月我就毕业了。那天放午学后,我看见洋槐树下吵吵嚷嚷的围了一大堆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多关心,就回寝室去了。

  把饭打回来,听寝室的人讲,说有一个卖李子的妇女被学校的治安员打了。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的心就咯噔一声,我下意识地觉得那个妇女很可能就是我大嫂。

  我把饭碗一放,就往教学楼外的洋槐树下跑。

  人群外到处是被踩得稀烂的李子。我挤进去一看,心都碎了。

  正是我的大嫂———大嫂嫁到我们家两年了,她为我们家所付出的牺牲,从嫁过来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我已经不仅仅把她看成大嫂,还看成了母亲。

  大嫂的半边脸被打肿,紫红紫红的。她胸前的一颗纽扣也被扯掉了。而那个人高马大的治安员,还在跟她夺一把小秤。

  大嫂双手紧紧地抓住秤杆,治安员每用一下力,她单薄的身体就摇晃几下,并伴随着一声尖叫。当她重新站稳,就求治安员不要把秤杆撇断了,她说这秤是她从镇上一个熟人那里借来的,撇断了她就要赔。治安员说像你这种不讲理的婆娘,不要说赔秤,赔人也该!

  我不声不响地拾起地上的秤砣,猛地向治安员的胸膛上砸去。

  秤砣刚脱我手,治安员见一团黑影朝他飞来,敏捷地跳开了。

  我没有砸着他。

  大嫂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她说你做啥呀!

  治安员疑惑而尴尬地恨了我两眼,走了。他是认识我的,那是因为我成绩好,在一所规模不大的中学里,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连炊事员都认识。治安员平时还喜欢跟我说话,只要在路上遇见我,他都要拍拍我的头,说李夏至,你这娃娃有出息,好好学哟。

  围观的人见无戏可看,都跑到食堂打饭去了。

  大嫂蹲下身去捡李子。李子全都踩烂了,只要是烂掉半边的,大嫂都捡起来,放到背篼沿口上的竹筛里。大嫂这样捡了十来个,还把她胸前绷掉的那颗纽扣从一撮污泥里抠了出来。她说这李子是卖不掉的了,你拿回寝室去,洗一洗还可以吃,言毕就揣进我的荷包。我没说话。我看不清自己的表情,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是铁青的。大嫂看出我心里想的还是那个治安员,她说,其实今天不怪他,我晓得你没钱用,就去姑姑家(她娘家姑姑,住在杨侯山上)摘了点李子来卖。李子有些涩口,镇上卖不脱手,我想学生娃可能喜欢吃,就背过来了。我哪晓得你们学校不准小商小贩进来呢,那个人站在远处吼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吼啥,还以为不是朝我吼呢,就没管他。他跑过来,一家伙就把筛子给我掀倒了,我骂了他两声,他才打我的。其实不怪他呀。

  我的眼前,晃动着大嫂肿起来的半边脸,还有胸前掉了的那颗纽扣。大嫂的脸比开始肿得更高了,使她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调。

  她理了理我卷进去的衣领,说,要是你那一秤砣打在他身上,要出大事的,秤砣是铁的,哪能打人呢?要是你把人打伤了,学校会把你开除的。你都是要参加考试的人了。

  开除就开除,我瓮声瓮气地说,我不读了!

  大嫂变得严肃起来,她说这哪像你说的话?几匹山上的人都知道你成绩好,碰到爸爸都要谈起你,说你那个三儿子不得了呢,听说他写的作文都拿到县里去了,县文教局打印了好多份,发给全县的中学当范文呢!爸爸听到这话,心里有多舒坦,你想想他心里会有多舒坦!家里那么穷,可是穷不败,这是为啥?就因为有个想头!……今后,那种没出息的话不能再说了。

  末了,大嫂问我,我看那个人不是被你手里的秤砣吓走的,他肯定认识你,他也知道你成绩好,是吧?

  我说他知道。

  早晓得,大嫂说,我该先就把我三弟的名字说出来,他就不会倒我的李子了。

  那一刻,大嫂骄傲极了。

  而我却流下了眼泪。

  大嫂一面用粗糙的手掌为我擦泪,一面说,哭啥?没啥好哭的。人活一辈子,没有哪个逃得过三灾八难,我不过就是被人打了几下,又没打好狠,有啥了不起的?只是那二十多斤李子可惜了。不要哭了,免得被人看见,这多不好。

  我当真不哭了。我把涌上来的眼泪,全都吞进了胃里。

  大嫂说,你没啥钱了吧?我说还有。其实我已经好几顿没买过菜吃了。大嫂说,有?我不信!你先借来用着,我回去马上想法,过两天就给你送来。

  她挎着背篼走了。

  我多想留大嫂吃顿饭,但她是不会吃的,以往我每次留她吃饭,她都说自己一点儿也不饿。

  我远远地跟着大嫂。半岛上是密集的玉米地,玉米秆有一人多高,在绿浪中穿行的大嫂,发现不了我。

  我一直把大嫂送到了半岛边缘的码头上,我望见她渡过河去,上了猪牛市场,隐没于镇子石板街上的低矮房舍之间……

  我给妻子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我高考之后。

  我念高中的学校,就是大嫂的小儿子清华正就读的县中。考试那几天我都是好好的,最后一堂考下来,我突然觉得不行了。头晕,胸痛,痛得像针刺。

  是大哥和大嫂去县城接我的(那时候二哥早已结婚,大哥大嫂已分出去了),见此情形,他们都被吓住了。我的班主任老师说,没关系,可能是太劳累,送医院去检查一下。鉴于我肯定能考上大学,班主任提议不要去当时很混乱的县医院,直接送市医院算了。市区离我们县城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大哥送我走,大嫂回去借钱。那时候的医院还不像现在,只要没钱,病得要死也不能入院———那时候没钱是准许入院的,只是不能用药。住院的非常多,走廊上也搭满了钢丝床。我们在角落里放垃圾桶和痰孟的地方挤出了一块儿,搭了张床,忐忑不安地等大嫂。

  大嫂第二天赶下来了,和她一起来的是父亲。交了钱,一检查,说我得的是胸膜炎,胸部积水很多。胸膜炎都是跟肺结核有牵连的,我的肺部已经感染了,只是不严重,但必须住院。

  大哥和大嫂回去了,由父亲陪着我。大嫂借来的钱是很有限的,她说过十来天她再下来。

  两天之后,一个中年女医生带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实习生来抽了我胸部的积水,我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

  医生给我输液,并观察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对我父亲说,你孩子可以出院了。父亲说,可以出院了吗?医生说可以了。父亲说我儿子今年考大学,肯定考得上,听说上学的时候还要检查,要是身体不过关,被打回来了咋办?

  不知是不是那医生的孩子也正考大学,她态度特别地慈祥,她说一百个放心,我说没事了就是没事了。随后给我开了个方子,说回去之后,照方子抓药,再吃一段时间。

  我和父亲去办出院手续,结果还余下一点钱,够我们坐车回到镇上。

  回去之后才知道,大嫂今天带着借来的钱去市医院了。我们错过了。

  按理,大嫂当天夜间就该回来,但第二天没回来,第三天还是没回来,又没得个音信,就跟她这次去广东不和家里联系一样。不过那时候城里有家庭电话的也不多,山区农村就更不用说,大嫂想联系也没办法。我们一家人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棵杏树底下,愁眉苦脸,又无计可施。父亲说,是不是有人谋害她呀?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嫂身上带着从大队部借来的两百块钱。大哥坐在那里哭,说夏至呀,这都是为了你呀!大哥并不是成心责怪我,他是担心糊涂了。二哥由于教了一阵子书又被取缔的事,本来对大嫂心生怨恨,但眼见她几天没有人影子,也着急得吃不下饭,不过他比我们都要冷静。他说,明天再等一天,如果明天还不回来,我就去市医院看看。大哥哭着说,去市医院有啥用,她一问就知道夏至出了院,就会离开了,肯定不在那里了。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第二天,我们依然聚在杏树底下,空坐到黄昏时分,全都耷拉着脖子,没有人弄饭吃,也没有人开腔说话,心想这么多天了,完了。

  就在这时候,二嫂突然叫一声:大嫂回来了!

  十余米外的石梯上,冒出一张笑盈盈的脸,接着,大嫂披一身金色的霞光上来了。她的第一句话是:考上了,上重点线了!原来,她从市医院出来,直接去县中看我的考分去了。考分要过几天才下来,她就在那里等。晚上,她就睡在学校的花园里。这么几天过去,她只吃过三顿饭,都是二两一碗的挂面。

  一家人处在喜庆之中,大哥却在恶毒地骂大嫂。

  不管大哥怎样骂,大嫂都是傻兮兮地笑,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考上了,上重点线了……


  大嫂果然在广东的工地上昏倒了。

  热啊!在太阳坝干活,不要说她这种体质本来就差的女人,就是很强健的男人,照样可能脱水昏倒。

  大嫂是在推斗车的时候突然倒下的。那里有一段斜坡,大嫂要把满满一斗车砖,从那斜坡推上去。大嫂双脚朝后蹬,把腰伏得很深,不仅手上用力,还用肩膀去顶斗车把。她的个子矮,这种姿势,使她的脸几乎贴到了地面上。地面是水泥路,被午后的太阳晒得亮晃晃的,好像燃烧起来了,而照在背部和后脑的太阳,仿佛就悬在屋檐那么高的位置。大嫂觉得自己不行了,她抬头想喊人,可那些人似乎离她都非常遥远,遥远得只有一个梦幻般的影子(其实不过二三十米),她心想那么远的人,怎么喊得应呢。再说她也没有精力喊,她把骨髓里的力量,都抠出来推斗车了,喊人就要泄气,一泄气她就完了。她没有经验,不知道人处在极端境遇的时候,连一丝一毫的杂念也是不能有的,有了杂念就会分心。斗车也怕热,本来就叫唤着不肯上行,猛然间发现推它的人没那么用劲了,便趁机往后退了两步。这一退,大嫂就要付出双倍的代价去稳住它。可她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呢,只不过两秒钟时间,她就偏偏倒倒地栽下去了。

  斗车得到了解放,吱溜溜地朝后滑。

  轮胎从大嫂的一条腿上碾过。

  当斗车退到坡下的砖墙处,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工人们才看见发生的事情。

  大嫂被送到了医院。她腿上被搓掉了一张皮,幸好骨头没被轧断。

  没有人把这事告诉大哥,也没有人告诉我。大嫂肯定是不会打电话的(她怕家里人一知道,就会让她回去),胡贵也没打电话,胡贵不仅自己不打电话,还不准其他人给我们家透露风声,他说谁透露了风声,谁就走人。他在那边虽然吃得开,可也是麻烦不断,他害怕我去给他找麻烦。我毕竟是读过大学的人哪,现在尽管是在城市里混着,可到底也是正正宗宗的城里人。他进城的时间比我还长,而且是发了财的老板,但他还是个农民,从骨子到表皮都是个农民,他融不进城市,城市也不愿意接纳他,这让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

  有时候我想,这人,总是缺哪样就觉得哪样贵重。人们之所以很难感觉到幸福,就是这样来的。

  如果不是大嫂自己以后回家来边笑边说出了这件事,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大嫂的医药费全都是胡贵支付的,大嫂出院后,胡贵只让她拌灰浆不让她推斗车了,但工钱没有减她的,一分也没减。

  大嫂的工钱是每个月六百块,包住,不包吃。大嫂说,六百呀,够多的了!想想在家里刨那瘦筋筋的泥巴,除了糊自己的嘴,刨上一年到头哪里挣得到六百?大嫂满足得不得了,她把其中的五百块寄回家,自己留一百。在广东生活,一百块怎么够呢?但大嫂想过来想过去,算过来算过去,觉得不能多留了。清华念的县中,这些年因为高考成绩在全市列冠,牛气得像随时都准备拿牛角顶人,每到招生时节,学校大门都被挤爆了,不仅有本县的学生,还有外县的,而且都是那么优秀,学校恨不得把他们一网打尽;事实上也收得够狠的了,从高一到高三,没有哪个班低于七十五人,重点班甚至达到了九十多个,教室就那么大,只好缩短书桌的尺码,过道如一根线,谁要想从过道上通过,都像过独木桥那么难。我从家里回城的时候,特意去县中看了清华,他就在重点班,他们班的讲台两侧也放了好几张学生桌!老师站在两尺见方的讲台上课,就像被关在人墙组成的囚室里———即便这样,学生也是收不完的啊。学校仿佛觉得,我本来应该收那么多学生,收那么多书学费,结果一部分人被挡在外面了,对不起,进来的就该出点血,把我损失的部分补起来。学校随时都在收钱,名目的繁多和古怪,真是闻所未闻。清华是一个很知道节约的孩子,生活费比别的同学少花三分之一,但学校强迫交的那些“苛捐杂税”(学生们是这么说的),他就无法控制了。他每个月的各项花销基本上都在五百元以上。

  大嫂怎么能多留呢,她恨不得自己一分钱也不用。再说她寄给大哥的五百块,大哥并不是都能得到。自从去外地打工的人多了,往家里寄钱的多了,镇邮电所就跟各村的头头儿达成协议:汇款单由各村的村长去取,村民再去找村长。人家是跑了路的,你当然不能白拿,你得给村长付劳务费,劳务费是汇款单上金额的百分之三。有村民不满意自己亲人的血汗钱被截留了,对邮电所交代,说我不要村长帮忙,我自己会来取。邮电所的工作人员态度还是蛮和善的,说可以呀,但你也看见了,邮电所就只有这么一间破房子,一到赶场天,来取信的就乱抓乱扯,你的单子丢了,我可负不了责哟。村民说村长来取未必就不丢?工作人员说,我们不按人头而是按村来分发,就简便多了,也不容易丢了,再说村委会也是一级政府,政府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要是他们把你们的汇款单丢了,就脱不了爪爪。工作人员这么绕来绕去地说了一通,就把村民吓住了,村民说要得要得,还是让村长来取,离开的时候,免不了对工作人员千恩万谢。

  其实,那截留的百分之三,村长得一成,邮电所得两成。

  大哥每次收到五百块,就要被扣出十五块,全镇几万人口,有多少人在外面打工?每年要寄多少钱回来?他们又会从中扣下多少?这真是不敢算的一笔数字。

  大嫂知道,她每次寄回的钱,都会被克扣,她想直接把钱汇给清华吧,但清华独自去离学校很远的邮电局取钱,放心吗?县城里摸包的有,抢劫的有,那要是一丢,就不是丢百分之三了,而是全部,说不准还会添上一条命,大嫂敢吗?她只能把钱寄给丈夫,让丈夫给儿子送去。丈夫收到她寄的四百八十五块,不要说自己偶尔称点肉改善一下生活,就连小儿子的花销也绷不住的,丈夫还只能拖着病弱的身体,去田野上勤苦地劳作,生产一点粮食出来,再背去卖掉……这让大嫂心痛极了,可她有什么办法呀?

  拖家带口的农民工,一般都是在外面租条件很差价格便宜的房子,像大嫂这种单身独往的,就住在工棚里。工棚是牛毛毡房,狭窄而低矮,里面还安放着上下铺床。睡上铺的人,就跟睡火车硬卧的上铺一样,坐上去腰是伸不直的,腰一伸,头就把顶棚撞得咔嚓咔嚓响。大嫂就睡在上铺,跟她住在一起的女工,共有八个,除大嫂,那七个都是年轻小妹儿,七个人都把大嫂叫大娘。每当看到大娘往上铺爬,那些睡下铺的年轻妹子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毕竟大娘那么大年纪了,腿还被斗车轧过,而她们年轻,手脚利索,她们应该有一个人站出来,把大娘调到下铺。但她们也只是这么想,最终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上铺热啊,牛毛毡是很吸热的,白天把太阳的毒焰吞进去,晚上再慢慢往外吐,睡上铺的人,一晚上都被它吐出的热焰烘烤着(还有一股皮革的臭味),等它吐完了,凉快了,天又亮了,又该起床干活了。

  工地上有伙食团,掌勺的就是胡贵的老婆,他母亲和几个杂七杂八的亲戚在里面帮忙。那七个小妹儿都是去伙食团打饭吃,但大嫂没去。伙食团吃饭不交现金,每个月发工钱的时候再扣除,照每顿八块计算。这么算下来,一个月的伙食费就该二百四十块了,这还了得。

  大嫂找来个土炉子,买来简易的炊具,自己开伙。

  燃料是不缺的,工地上到处都是废弃的短木方,大嫂不需要用斧子劈,就可以直接把木方塞进炉孔。木方都是干透水性的,刚塞进去,就欢欢实实地燃烧起来了,要不了多久,就做好了饭,炒好了菜;大嫂只炒一个菜,有时候就懒得炒菜。年轻妹儿说,大娘,你菜都不炒,咋能吃?大嫂以教训晚辈的口气说,把饭煮稀些,不是就能咽下去啦?

  有一天,大嫂掏炉孔的时候,掏出了一些钉子,那是钉在木方上的。大嫂突然得到启发:如果把这些钉子存起来,拿去当废铁卖,不是又能卖几个钱吗?

  她那黑乎乎的手,快速地刨开炉灰,把所有的钉子都拈起来了。

  从那以后,她就专门找那些钉子密集的废木方捡。跟她同住一室的年轻小妹儿,知道她的想法,凡是碰到了这样的废木方,也帮她捡回来。

  大嫂觉得,如果不是她的大儿子那么不争气,这日子真是很美好的。


  就在大嫂被斗车轧了不久,清明给村里的张老师打电话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用的是手机,还指名道姓地要他爸爸接。张老师拿着手机跑过来,在一条水沟边碰到大哥,就把手机捂在大哥的耳朵上,说是你大儿子打来的。大哥接过手机,手禁不住发抖,连耳朵也在发抖,他说清明!他的声音也在发抖。张老师以为他要责骂大儿子的,可是大哥说清明啦,爸爸……就抽泣起来。抽泣了好一阵才说,你妈也打工去了,你晓得不?

  清明也在那边哭,清明说妈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能让她去打工呢?妈走的哪里?大哥说佛山,在胡贵手下。清明嗤了一声,说他胡贵就算发财吗?妈何必要去给他卖命!清明这么一说,大哥心里顿时升起无限的希望,他说清明,你这几年都在干啥子?清明说我在广东做生意,离佛山不远,前两年没挣到钱,没脸给爹妈说。既然是前两年没挣到钱,现在不就挣到钱了吗?而且,他把胡贵也不放在眼里,证明是挣到大钱了。大哥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思念儿子的痛苦,都被他的出息抹平了。他说清明,你挣了钱就回来吧,现在县城里面也办了工厂,有几个人都回来入股了。清明说我也是这想法,但是我不会去县城入股,具体干啥,等我以后回来考察了再定。清明说,我这人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大哥说,娃娃呀,爸爸只想你快些回来,去佛山把你妈也叫回来,她虽然打电话说外边比屋头还好耍些,鬼才相信!

  电话里有了片刻的气流声,之后清明很陡地说了一句话:爸,我想你……

  这句话,是大哥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这句话把大哥的泪水又逗下来了。

  大哥擤鼻子的时候,清明又是一句,爸,我谈女朋友了。

  大哥高兴啊,大哥说幺儿呢(叫幺儿不一定是老幺,只是一种爱称),你女朋友是哪里人?

  清明说是南京的。

  大哥说那不就是城里人吗?大哥的声音昂扬起来,恨不得让整个村子的人都听见。

  清明说当然哪,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就跟四川的成都一样,是大城市。

  大哥差点把张老师的手机掉到水沟里去了,他说她叫啥名字?

  叫……倩儿。

  大哥笑得呵呵呵的,说你个家伙,咋总是跟倩儿扯不清?

  清明愣了一下,大概想起来普光镇那个酒楼老板也叫倩儿,就跟他爸一起笑了。随后说,爸,再过十天,就是倩儿的生日。

  大哥说好哇好哇,要是你们在家里,我把那只生蛋的老母鸡也要杀了。你们啥时候回来?

  清明说生意忙,一时回来不了……爸,她父母到时候要来广东给她过生日,顺便考察一下我。

  那你自己就要好好表现哟。

  那顿生日宴肯定要由我支付了,去酒楼吃一顿,要花两三千呢。

  大哥吐了一下舌头,脸都吓黑了。他说吃一顿饭就花两三千?吃龙肉啊?

  清明说爸你没见过世面,两三千算啥呀,有几万的席桌呢。

  大哥沉默了片刻,有气无力地说,该花就花,钱挣来不就是花的嘛。

  话虽如此,他心里到底有些悲哀,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快满八十,自己和妻子都已过五十,生日那天最多就是吃一颗鸡蛋。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就花两三千办顿生日宴?再说,听上去清明发了大财,可是他从没往家里寄一分钱,今天通了这么久的话,他也没表示出寄钱的意思。

  清明终于说,爸,最近我把钱都投到生意上去了,手头很紧,你能不能给我寄三千块来?你放心,最多一个月,我就寄回来还你。

  大哥傻眼了,大哥说清明,家里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你要我到哪里去给你找三千块?

  清明抽抽咽咽的(他虽然去部队呆过两年,可还是像小时候一样,眼泪说来就来),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在她爹妈面前做出个样子,她爹妈可能就不会同意……她对我只有那么好了,要不是她,我这生意是做不起来的。

  大哥这时真的傻眼了,嘴唇发青。他知道作为一个农村人,找一个城里媳妇有多难,何况是大城市的人。只要清明跟倩儿结了婚,清明就很容易变为城里人了。他不能丢了这个儿媳妇。这么一默念,尽管大哥知道我很艰难,可他除了支使儿子去找他三爸,还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清明,你爸爸没本事,确实没法子,你给你三爸打个电话吧。

  清明犹豫了,他说三爸那人,像是不相信我。特别是三妈……那次她跟三爸回去,三爸在和那些来我们家耍的人说话,三妈不认识他们,搭不上腔,我好心好意给她摆了半天龙门阵,结果她说,清明,你说话要实在些,你不要以为实在了人家就看不起你,你越实在人家越看得起你,越实在越证明你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那次我给她讲了些啥,你坐在旁边都是听见的,我哪句话说飞了?我见不来她那样子!

  大哥说你把事情说明白,你三爸咋会不相信呢?你三妈批评你,也是为你好嘛。

  清明沉吟了一下,说爸,我还是不想找他们,你看……能不能叫妈给我拿三千?我的话妈不信,你先给她说一说,我直接到她那里去取就是了。

  大哥握手机的手慢慢离开了耳朵。

  站在一旁的张老师说,打完了?

  大哥没做声,张老师就把手机接过去,手机都已经发烫了。张老师正要关机,听到里面还在说话,他对大哥说,清明还在讲呢!

  大哥没理睬,转过身,对张老师一句道谢的话也没有,就摇摇晃晃地回家去了。

  他把门一闭,就蹲在了门槛底下。

  大嫂昏迷后被车轧的事情,大哥虽然不知道,但他头场去普光镇,遇上一个刚从胡贵工地上回来奔丧的杨侯山人,那人遵照胡贵的命令,没有把那件事说出来,但他有许许多多的暗示,每一条暗示都在大哥的心里投下一团阴影,甚至戳上一刀。他想问明白,又不敢问,但他清楚,妻子真的是在那边卖命。

  可是,为了给女朋友过生日,一顿就花三千,还要去找一个卖命的人拿钱……


  春节很快到了。大嫂没有回来。这没什么奇怪的,外出打工的人,特别是去了广东、北京、新疆这些遥远地方的农民工,不要说半年,就是三年五载不回来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愿意把血汗钱往铁轨上扔。再说春节的车票是要涨价的,他们哪里敢动身。说白了,春节车票涨价,不就是限制穷人的吗?有钱人是不在乎那点钱的,不管上浮百分之几十,该坐卧铺还是坐卧铺。穷人就不一样了,你就是涨千分之一,他也觉得那是钱,而他的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穷人的主体,就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某些特殊行业出台的政策,从总体上说有它的必要性,但一旦深入到个体,深入到每一个生命细节当中,就会发现,它的一左一右,哪怕只有毫厘之差,都会影响到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胡贵的工地上放了十天假,他手下的绝大部分工人,都没有离开,都请求胡贵不要放假,但胡贵态度坚决,他说我都不怕损失,你们还怕?他说他娘的城里人春节休息七天,我就要让大家休息十天!

  腊月三十那天中午,依照家乡清溪河流域的习俗,是团圆的日子。自从打工潮兴起,能团圆的农村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天大嫂割了二两很肥的猪肉,把它炒在白菜里面,可直到饭吃完,猪肉也没动一下。她想象着她的亲人就坐在身边,她要把肉留给她的亲人吃……

  大嫂没回来,清明倒是回来了。他是正月初二上午九点回来的(这证明他头天就到了镇上),那天我正准备走,见他回来,就决定多留了一天(因父亲今年和大哥住,我也就住在大哥家里)。清明说,三妈和一凡弟弟呢?我说没回来,清明很遗憾的样子,说一凡弟弟还是这么高的时候我见过他,说罢在自己的膝盖处比了一下。他给女朋友过生日的事情,大哥已对我讲了,我们都没急于过问,只是观察着他的神情。他做出很精神、甚至很气派的样子,头发朝后梳着,梳得溜光水滑,身上也穿着笔挺的西装,但眼里的落寞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神和气派都是装出来的。一家人烤了半个时辰火,大哥终于耐不住了,说清明,你一个人回来的?清明突然现出怒容,没回他爸的话。我给大哥使了个眼色,叫他不要问了。大哥舔了舔嘴唇,自觉地改变话题(之所以如此是他觉得在那件事情上自己没能帮助儿子,他愧对儿子),问清明的生意做得怎样了。清明下意识地望了我一眼,说生意很好,但不是他一个人的生意,他是跟几个朋友合伙的。他爷爷事实上也看出了他眼里的落寞,但他爷爷是一个坚决不愿意把自己亲人的处境和品格往坏处想的人,此时骄傲地说,我清明跑那么远,还能找到做生意的朋友,硬是能干。

  我很想单独对清明说点什么,可是没机会了,他爷爷刚说了那句话,他就站起身说,我要去清坪看一个战友(清坪在清溪河下游,很远)。他爸惊慌失措地说,总要歇一天脚再去嘛,前几天才下了雪,路滑得很!清明说,我跟人家约好了的。

  话音未落,他已经出了门,下了门前的那坡石级。

  我们都追出去。他爸爸带着哭腔问,你啥时候回来?

  后天或者大后天……也说不定,看情况。

  当他的头被一坡长着低矮麦苗的梯田遮没(那麦田里还有零零星星的雪堆),我们才进屋。

  几个人卷进来一团寒气,久久不散。在短暂的聚会中,清明问过他妈,但没问过他弟弟。他弟弟今天早上背着香蜡纸火去给外公外婆上坟去了,清明问也没问一声。他好像怕问他弟弟,一问弟弟,就会让人想起昂贵的书学费,就会让人想起钱,而看来他根本就不愿意提到钱的事。他这次回家,就像清早才去普光镇赶了个耍场,打着个甩手回来的。

  我等不到他了,当天就走了。

  后来我知道,清明五天后离开了家,而这五天时间里,他在家里呆的时间不足一天。走的时候,还是找他爸要的路费。

  那钱是他母亲才寄回来的,是他弟弟下学期的书学费。

  清明到广东后,直接去找了他母亲。

  大嫂已经上工了,依然干着拌灰浆的活。清明去到工地,一眼就看到了他母亲,垂着头朝母亲靠近。他显得有些畏畏缩缩的,蹑手蹑脚的,生怕被人看见了一样,总之是在老家或电话里摆出的豪气荡然无存了。尽管是冬天,大嫂还穿着单衫子,汗水却把她头发湿透了,衣服也湿透了,浑身水淋淋的,直往下滴,在她的身下,滴成了一个缩成一团的模糊的人形,像正午时分太阳照出的影子。清明走到她身边,轻声喊,妈。大嫂没听见,她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还想着别的事。清明看了看四周,那些男男女女的工人,都各就各位,都在勤苦地劳作,没有精力在乎别的人别的事,但清明还不能放心:他不怕工人们看见他,就怕胡贵看见他。其实胡贵根本就不认识他,但他在心里跟胡贵比,他觉得自己肯定比胡贵强,胡贵是个文盲,而他是初中毕业生,关键是他当过兵,见过大世面,胡贵怎能比得过他呢?但胡贵却发了财!他这次回家,随时都能听到人们谈论胡贵,不管谁提到胡贵的名字,都带着敬仰的口吻,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很不服气。他只看到了胡贵现在发财,看不到胡贵发财之前所受的苦,胡贵正是凭借牲口一样的勤劳和忠诚,才获得了别人的信任,让别人愿意把工程拿给他做。

  四周都没有老板模样的人,清明胆子大些了,又叫了声妈。大嫂一抬头,看到了久不见面的大儿子,恍惚间如在梦中。她把铁锨一扔,就抓住了清明的手。

  清明很激动,那是真的激动。母亲见老了,很厉害地老了,头上的白发,带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悲哀的神情,把黑发排挤得差不多了。那些白发好像在对清明说,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快就长出来,这实在怪不得我们,是你妈真的老了。她还变得那么瘦,嘴皮都快包不住牙齿了。她手上的老茧,刀片似的把清明割得生痛。清明泪水盈眶的,说妈,你过年也不回去。大嫂说我倒是想回去哟……你回去没有?清明说回去了,我刚从家里来。清明说爷爷和爸爸的身体都好,弟弟的成绩也比以前更好了,期末考试,他得了全年级第二。大嫂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消息,在这样的消息面前,她忘记了自己受的累,也忘记了站在面前的这个儿子给她带来的心灵上的痛苦。她摸出钥匙,叫清明先回工棚里去,她干到午饭时候就回来。清明问工棚里是不是只住她一个人,大嫂说咋会呢?有七八个呢。这样一来,清明不愿意去了,他说妈,我马上要回厂,我是顺便来看看你。大嫂这才想起问他在哪个厂,清明说在惠州的一家木材厂。大嫂问挣到钱没有?清明羞涩地说,没有呢。大嫂顿了一下,又问他,身上有钱花没有?清明就不做声了。大嫂低下头,取下裤兜上的两根锁针,再小心翼翼地把裤兜翻出来,摸出用橡皮筋捆扎着的一百一十块钱,把五十块递给清明,想想又添了十块,说,春节放假那几天我出去拾荒,挣了二十多块,你拿六十块去。清明把钱揣进口袋,然后就很快离开了。

  这次清明没撒谎,他的确在广东惠州的一家木材厂打工,挣几个钱就玩,花完了再做工。他没有做什么生意,只是梦想着发横财,怎样才能发横财呢?他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加入当地很盛行的传销组织。他早就想加入了,只是没钱,于是编出谈了个南京女朋友要花两三千给她办生日的鬼话,他在想这个谎言的时候,没料到他爸爸会问他女朋友叫什么,他慌了神,冲口说出了“倩儿”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被他爸爸点醒后,他才有些后悔……这次他来看母亲,依然是想从母亲那里弄到一笔钱,完成他的梦想。

  可是,他一看母亲的样子,就知道无法弄到他想象中的那笔钱。

  相反,母亲的苍老和辛苦,给了他强烈的刺激。

  自从当兵过后,他就不大把偏荒之地的父母放在眼里,可现在他发现,他是爱父母的。他希望把父母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像胡贵那样!胡贵管理那么大一个工地,却人影子也不见,他为啥这么洒脱?是钱———是钱让他洒脱起来的。

  有了这些想法,他发横财的梦想就愈发强烈了,他又去听了几次传销课,那狂热的口号,森林般的手臂,好像点着了每一个人的血,烟雾腾腾的屋子里,是血在燃烧。清明更加坚定地相信,做传销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可是找谁要那笔钱?找母亲看来是不行的,找二爸,他想也没想过,找三爸又不敢,手指都扳遍了,觉得还是只有找他父亲。本来,传销的理念就是“先亲后友,至亲至友”,也就是首先在自己最亲近的人那里找突破口。他想,父亲应该是有办法的,家里不是有一头耕牛吗?耕牛卖掉了,不是还有房子吗?

  于是他又给他父亲打电话了,他一点也不怕说漏了嘴,依然表白自己在跟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他说生意的前期投入是那几个朋友付的,现在轮到他了。大哥问要多少?这次清明狠了心,说要两万。他爸还没回过气来,他又强调,这两万块钱一给,立马就会见成效,说白了就是财源滚滚。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哥,对“财源滚滚”这个词是没有概念的,也是不相信的,他看重的是明明白白的、使他有切肤之感的现实。大哥说,你是把爸爸往绝路上逼啊!

  清明就提出了耕牛和房子的事。清明又在那边哭了,说爸爸,你就不愿意给我这次机会吗?你以前不是喜欢我的吗?可现在你也跟妈一样,成天说的都是清华,清华!好像你们只有清华一个儿子!早晓得这样,你们就不该生我……

  这几句话,让大哥心都碎了,他说好吧,我看看能不能想法。清明见有了松动,又给他父亲补了一剂强心针:爸爸,生是容易的,活是容易的,生活起来是不容易的。大哥没大听明白儿子的话,更不明白这是传销组织总结出的经典性语言,凡是去听过传销课的,都会说这句话。

  放了电话,张老师见大哥脸色惨白,问怎么回事,大哥就说了。

  球莫名堂!张老师说,卖嘛,把房子卖了,你窝也没一个!住岩洞?你家里还有个老人呢!

  大哥心想是这个道理呀,可是大哥说,清明说这是他最好的一次机会呀。

  球!张老师骂道。他从没这么粗鲁过。他说我看那娃儿以前的老毛病又犯了。

  这些话,大哥听起来是很不舒服的,可他打心眼里又承认张老师是对的……

  清明第二天一早又打电话回来了,问该卖的卖了没有?大哥还没把想法说完,清明就说,十天后我没收到钱,你就会收到一封信,信里包着我的手指头,我把我的手指头剁了寄给你!

  最多过了半个小时,清明又来电话了,这次说他要去卖一个肾。

  张老师把手机收了起来,他说清明再来电话,老子接也懒得接!

  大哥也不想接,更不敢接,但他的儿子要去卖肾,他怎么能不管呢?他是被逼得要疯的时候,才把电话打到胡贵那里,将清明的事告诉了大嫂。

  大嫂脸青面黑,老半天才说,和平啦,他是在骗你呀,他在一家木材厂打工,做狗屁生意!剁手指头,卖肾,都由他……

  他是二十多岁的人了,该分得出个是非轻重了,既然他知道生活是不容易的,那就让生活去教育他吧,教育过来了,是他的造化,教育不过来,是他该遭的孽。

  大嫂说,我想得通。


  胡贵在佛山的事情做完了,又去另一个地方找到了工程。那地方靠近香港。胡贵把他的全部人马都拉了过去,工人们也愿意跟他。

  对农民工来说,就是靠近纽约也无所谓,他们身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边缘,但并不证明他们生活在那里。他们成天接触的,都是跟自己来自同一个阶层的人,像胡贵工地上的,很大一部分还来自同一个故乡,他们说着家乡的方言,谈着家乡的人事,就像是把家乡搬到这里来了。农民工自成一体,成为散布在中国城市汪洋中的一座座孤岛。

  大嫂一过去工钱就涨了。其实她做的事情跟以前是一样的,由于年龄不饶人和长时间的疲劳,她的动作慢了,相对而言,做的事还没有以前多了,但胡贵毫不犹豫地给她涨了近一倍的工钱。胡贵是从困苦中熬过来的,他能体会身居底层的艰难和屈辱。大嫂的勤勤恳恳和不计报酬,让他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光,并深受感动。

  大嫂每个月给家里寄的钱,增加了一百块,自己的生活费还是那么多,余下的(包括卖铁钉的钱),她都存起来了。她之所以要自己存而不寄回家让大哥存,是不愿意让镇邮电所和村长抢去那百分之三,同时她也知道大哥的脾气:只要清明一向他诉苦,他就很可能把钱给他。而大嫂现在不仅仅是考虑眼下的日子了,她还想到了将来,想到了清华考上大学之后的事。现在,清华的成绩已经不是全年级第二了,是第一了,在县中得第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能上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概念。县中每年都有人考上那两所学校,清华读的是理科,上清华大学的可能性大。清华这个名字,是大嫂取的,当时她没想那么远,谁知这个名字就给儿子封了相了,这让大嫂觉得,人啊,都是有命的。

  想到命,大嫂就难受了。清华有那个命,清明呢?未必清明就该当到世上来受苦?清明虽然那么不争气,但大嫂知道他在受苦。人的苦都是在心里面的,与心里的苦比起来,身体上的苦根本就不叫苦。清明的心太大了,而他的能力、见识和品格都无法帮助他把空出来的心填满,于是他只好去折磨自己的亲人,他竟然以剁指头和卖肾来威胁自己的父亲,可见他的心里住进魔鬼了。那个魔鬼在吃他的肉,啃他的骨,他会是多么痛苦。大嫂就为这个难受。她虽然口头上说自己想得通,但做母亲的,永远也不可能在儿女的事情上真正想通。清华和清明,都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何况她还欠清明的呢,当初,要是她强硬一些,清明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人的一生不就是走路吗,开始就走错了,要回过头走到正路上,当然不那么容易。而清明之所以走错了路,能全怪他自己吗?他当时还那么小,怎么分得出正确和错误呢?这都是父母的责任。

  广东的很多地方,都喜欢在午后时分突然刮风下雨,通常情况下,风雨很快就会过去,工地上的人也只是聚在某个地方躲避一阵,风停雨息后又继续干活。但这一个午后,风势刚刚起来,大嫂就去请假了,她本来可以不直接向胡贵请假,但她去办公室找到了胡贵。胡贵个子高,又胖,简直可以称得上庞大了,此时,他那庞大的身躯摊脚摊手地窝在高靠背皮革转椅里,正歪着嘴打呼噜。他现在的日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起来就到办公室去,不翻书,不看报,有人来给他说事,他就听,没有人说事,就睡觉,眼睛还没闭严呼噜声就起来了,偶尔醒来,见天光还是亮的,他会嘟囔一句,还没黑呀?又睡。他好像有睡不完的觉,好像要把以前的辛苦,全都在睡眠中找补回来。

  大嫂喊胡贵,喊不醒,就抓住椅子摇,胡贵猛然间睁开血红的眼睛,很惊恐的样子。大嫂对胡贵无意中表现出的样子感到困惑不解:未必胡贵也在担心啥……

  等胡贵定了心,大嫂说,我想请半天假去看我儿子。胡贵说你儿子在哪儿?大嫂说在惠州。胡贵说去嘛。但大嫂并没离开,她说,胡贵,我想把我儿子带到你的工地上来。胡贵笑了一下,很为难的样子。他为难起来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现出一种中年男人少见的天真模样。大嫂说我晓得你工地上的人已经多余了。胡贵是免不下情面的人,人家都这么通情达理了,你还能怎样呢?他说行嘛行嘛,别处的人我都在要,老君山的我能不要?

  大嫂就乘车去了惠州。

  她并不知道清明在哪家木材厂。儿子虽然有个手机,丈夫也告诉她号码了,但她没记住。她完全是凭着要见儿子的强烈愿望才不管不顾的。好在惠州城并不大,她花了两个小时,就在城东一个铺满煤渣路的巷道里找到儿子上工的地方。那个巷道又深又窄,两侧一个挨一个的口子,每个口子都装着铁门,铁门里面都是一个木材厂。大嫂从巷子尽头一道铁门望进去的时候,正看到清明站在里面的坝子上。他的衣服上和头发上都洒满锯末,证明他没玩,而是在做事。

  大嫂的心像被人拧了一把。

  看到母亲,清明的脸沉下来。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甚至也不是怀恨母亲搅扰了他的发财梦,他是从母亲的身上,闻到了穷苦日子的阴郁气氛。但大嫂看得出来,他是需要亲人安慰的。大嫂给他说了许多话,说了他爸爸差点被逼疯的事情,还把他三妈叫他做人实在些的话也拿出来说了,但清明低着头,一句也没应。之后,大嫂才叫他去胡贵的工地。

  清明坚决回绝了。

  清明说,妈,你这么大年纪去给他卖命,还要把我也搭上?

  大嫂说,胡贵是一个很好的人哪,你为啥要这样想呢?

  清明说,他要真是个好人,就不该收你这种头发都白完了的人。

  大嫂说,他要是不收我,你弟弟能把书念下去吗?

  说了这句,大嫂就有些后悔。这种时候,她不该提到他弟弟。

  清明倒没计较,他说,你不懂。

  大嫂的确不懂。她觉得儿子对问题的看法很古怪。

  接着,清明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反正是不会去给他打工的。

  大嫂只好心欠欠地回去了。她对胡贵说,她没有找到儿子。


  在这座靠近香港的城市里,表面上跟其他城市没什么区别———现在,中国内地的城市,彼此间又有多少区别呢?北京没有四合院了,成都没有宽巷子窄巷子了,从县城到大都市,建筑式样都是差不多的,大家都在比试着牺牲个性,据说这就是现代化———但它的内部,却涌动着一股暗流,这股暗流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人们的生活。

  每到黄昏时分,街上花花绿绿的报纸就铺天盖地了,这些报纸都有很吸引人的名字:“管家婆”、“储钱罐”、“百万富翁”……它们没有特别的新闻,都只说一件事———“买码”。

  “买码”也就是买六合彩。

  六合彩最低比率都是一比四十,投一块进去,要是中了,庄家就赔你四十块。

  这真是诱人的啊,如果投入一百块,就能得四千;一千块,就是四万啊……

  胡贵工地上的人,开始不敢去尝试。他们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骗人的,如果根本就不可能中奖,投进去的钱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就太可惜了。工人们不约而同地都在看老板胡贵。要是胡贵去试试就好了,反正他有的是钱,丢个千儿八百的,就像从牛身上掉一根毛。胡贵好像明白大家的心思,拿出五百块递给他小舅子,让他去闹着玩。

  六合彩每周开三次奖,周二、周四、周六(有时是周日),都在晚上。胡贵把钱给他小舅子的时候,是周二上午。离工地不远的地方,就有个所谓的庄家,胡贵的小舅子兴致勃勃地去了。还没走拢,他就看到了好几个公安,正把那个庄家带走。胡贵的小舅子吓得直往后退,跑回去说,不得了不得了,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好像那五百块钱烫手一样,急忙递还给他姐夫哥。胡贵没收,淡然地说,那就下午去嘛。他小舅子惊惊乍乍地,还下午呢,我不是说那个人被抓起来了吗,公安在打击呢!胡贵咂了咂嘴,打击个屁,把他们打击了,公安不是就少了个财源?罚点款就放人,都是这一套!

  胡贵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当他小舅子下午去的时候,那个上午被带走的人,又若无其事地坐在凳子上开展工作了。他将五百块投了进去。

  晚上开奖,当地电视台还要转播的,但胡贵和他小舅子都没去关心。

  直到第二天中午,胡贵才知道自己中了,他投出去五百,收回两万块了!

  这件事,在工地上引起轩然大波。原来,那东西是真的。

  很多人都去买码了。


  这天夜里,大哥给我打电话来说,夏至,你知不知道,你大嫂在看书了?

  我吃了一惊,大嫂自从嫁到我们家来,我从没见她看过书啊,她小学只读过几册,老师教给她的那点可怜的字,早该从她脑子里逃跑回书上去了。

  大哥说,你大嫂看的是“马经书”。

  我说什么书?

  大哥说牛羊马的马,经济的经,你大嫂在养马。

  我一时糊涂,心想在建筑工地上,怎么可能养马呢?

  大哥乐呵呵地开了半天玩笑,才说明,大嫂在“买码”,不是养马。

  但大嫂看书是真的。在那座城市里,不仅有关于六合彩的报纸,还有大量书刊出售,这些书刊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各种不同的名字,但中心词都是“马经”(我不知道是“马经”还是“码经”)。你不管走到哪个书摊上,别的书籍都极少,连时尚刊物也少,基本上都是“马经”。报纸的主要功能是关于近期六合彩的动态,到开奖日就公布开奖结果,书刊的主要功能是教你怎样买码。据说,只要把这些书研究透了,就一定能中。

  我说大嫂她怎么认识那些字呢?

  大哥不无骄傲地说,你大嫂那人,只要成心做一件事,就没有啥难得倒她。不认识的字,她就问,开始,她一本书上只能认十多个字,她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问,问了就钉在心里,听说她现在都能通读了……说到这里,大哥笑起来,你大嫂都着迷了你晓得不?她有天做饭的时候看书,饭煮糊了,锅里的米都燃起来了,她才惊觉。

  放了电话,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刚洗澡出来,正站在客厅里用一块毛巾擦湿漉漉的头发,听了我的话,她的手停在头上不动了,不可能吧?她缩了一下脖子,似笑非笑地说。我说怎么不可能,你出来之前我才放了电话。妻子哈哈大笑,笑弯了腰,还把手里那块毛巾不停地在身上拍打,像拍灰一样。

  我说你得神经病啦,这有什么可笑的?

  真的,我觉得一点也不可笑。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凉。

  可妻子还在笑,边笑边说,大嫂啊大嫂……大嫂啊大嫂……

  她这么叫了几声大嫂,就不笑了,眼泪花子出来了。我以为那是笑出来的眼泪,可紧接着,妻子就用毛巾捂住脸,哭起来了。

  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她的脸捂在米黄色的毛巾里面,因洗过澡而显得越发纤细的脖子,还在一抽一抽的。我说你真得神经病啦,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

  她说我没哭,我是说……大嫂真不简单,她太不简单了……

  她的声音听上去伤心透了。

  关于大嫂在那边的情况,还有清明的情况,我们都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大嫂为了那个家,是在背负一座大山。那么瘦弱的一个女人,五十三岁的年纪了,却被生活逼成这样……这其中的分量,妻子比我理解得深刻。

  妻子用毛巾把湿头发裹起来,眼睛红红地对我说,快,开电脑。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只是进书房照她的话做了。妻子将睡裙一撩,就坐到机子前,上了网,在“百度”里输入“六合彩”三字。很快,就出来几十页有关六合彩的信息。大嫂买的是什么“美女生肖”那种,妻子就照网址将这种打开。电脑运行的时候,妻子对站在她背后的我说,注意哈。我懵里懵懂的,问注意啥,妻子有些恼怒,跺了两下脚说,我们来帮大嫂研究一下嘛!她虽然能够通读书本,可是她能领会其中的意思吗?她辛辛苦苦把你这个弟弟供出来,这关键时刻不帮她中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很惭愧,同时又为拥有这样的妻子而满心幸福。我在想,我们家的男人并不怎么样,找的女人为什么就这么好呢?(就是二嫂,也比二哥做活能干,她像个男人一样犁田、耙地、砍柴。)到底是我们家的男人运气好,还是天底下的女人都是这么好呢?

  我搭了张凳子坐在妻子身边,专心致志地盯着打开的网页。

  结果,我们除了惊叹于香港六合彩公司那种异常庞大而严密的组织机构,对别的内容简直一窍不通!两人琢磨到后半夜,脑子里也像糨糊一样。

  妻子说,天啦,我们都看不懂,大嫂她能看懂吗?

  我说这东西是注重操作性的,我们看不懂,大嫂不一定不懂。

  妻子说,废话,大嫂看书,并不是不懂操作,而是想分析出个道道来的嘛。

  我说那怎么办呢,这些字我们全都认识,可就是弄不懂其中的关节呀。

  妻子说不行,我明天去公司问问,我们公司有个人是去年才从那边过来的,那人在这方面特有兴趣,脑子也特灵,现在还长期研究体彩,肯定在那边也买过六合彩的,说不定有些心得。

  黄昏时分,妻子刚进屋,一边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脱鞋,一边喊我,夏至!夏至!我从书房跑出去,妻子说,赶快给大嫂打电话,叫她不要买那玩意儿了,我问了那个人,他说他的确研究过六合彩,但不行,再研究也只能亏本,他说由于大陆不准经营六合彩,就缺乏统一的管理措施,反而给那些地下经营者留下了空子,比如说,一个庄家今天收了八十万,结果他赔的数目还超过了这个数,他就主动去向公安投案自首,公安把他拘留后,买码的人见庄家都被抓了,也就自认倒霉了,而庄家最多被拘留十五天,再罚一点款,他又出来了,那一笔巨款就被他吞下去了,他又是一条好汉了。都是暗箱操作,休想去那里挣钱的!

  我立即给胡贵拨电话。我一边按键一边想,胡贵要是不给我说广东腔就好了(我是很敬佩胡贵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给我撇广东腔,我就很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卑微和艰难)。遗憾的是,胡贵用家乡话问了一声:找哪个?大概从号码上意识到是我,立即又操起广东腔来了。看来他正在跟家人一起吃饭,口里包着东西,旁边还有个说着家乡话的女人,听口气像他老婆。胡贵真是不错啊,人家那些发了财的,即使不包个二奶,也要临时性地去找找小姐,但胡贵根本就没这些事,他宁愿在办公室里打呼噜,也不愿把精力和钱财花在野女人身上。他说,人为啥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亲人高兴的嘛!

  听说我要找大嫂,胡贵连忙说好的啦好的啦。我说你在吃饭吧,那就不急,我等半小时再打来。胡贵说没关系的啦。接着是他喊我大嫂的声音,还有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快跑的声音。

  看来他们离得很近,十几秒钟后,手机就到了大嫂手里,我听到胡贵用家乡话说,打完了给我送来就是。大嫂应了,就喊,夏至呀!她的声音是那样大,好像她就站在我的窗前。我说大嫂,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我听说你在看书?大嫂说,你听哪个说呀?我似乎看到她羞红了脸,还有些惊慌。我说没听哪个说,我昨晚上做梦了。她说你梦到我在看书?我说是呀,你看的书花花绿绿的,有很多符号,还有很多图表,我都看不懂。大嫂这才笑嘻嘻地承认,说她前些天是在看书,她说那都是没用的书啊。我说怎么没用?她把声音放低了,说那是教人买码的。我问她,你学会了吗?会啥呀!大嫂说,你不是说你都看不懂吗?你不是看不懂,是懂了也等于零,我们这里有些人读过高中,他们就说自己懂了,结果还是往里面栽钱!

  大嫂停顿了一下,以更低的声音说,不是一次都中不到,有时也中,但算起来反正是亏,胡贵中了三万多块,但一清账目,还是亏了五千多。我也亏了三百多啦!

  说“三百多”这个数字的时候,大嫂像被什么哽住了一样。

  我说你还在买吗?

  不买了,从上周开始我就不买了。

  我这才把妻子了解到的情况向大嫂说了。

  难怪的!大嫂恍然大悟,抽了两口气,她又说,工地上还有很多人在买,有个安徽来的,买红了眼,结果把这几年挣的钱都输光了。胡贵也还在买,他不像我们,我一次最多买十块,他一丢就丢个千儿八百。我等一会儿都跟他们说说,叫他们不要买了。我就说是我三弟和三弟妹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们会信。

  我说你三弟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呀。

  大嫂说你才不晓得呢,他们听说我三弟是个写书的,都对我格外好。胡贵给我涨工钱,还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你别看胡贵跟我们一样是大老粗,哪些人该尊重,他心里是亮亮堂堂的。

  听了这些话,我万般感慨。

  我很想问一问清明的近况,又怕影响大嫂的心情,就没问。

  妻子一直坐在我旁边听,我把听筒扣上之后,她说,你感觉到大嫂身上的变化没有?

  我说她好像比以前更加沉重了。

  妻子说,对!她在外面挣了钱,却反而比以前更紧张,我觉得这一是清明让她放不了心,二是环境逼的。大嫂见识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做一个人该怎样过日子,她心里害怕了。

  停顿了一下,妻子又说,不过大嫂知道控制和调整自己,我们是不用为她担心的。

  我很同意妻子的意见。


  可是我们两个人都错了。

  没过几个星期,大嫂就出了事。

  这件事是由胡贵引起的。

  胡贵并不是真正的老板。他一个农民,去异地他乡搞建筑,怎么能当上真正的老板呢?那里对土地的使用形成了这样一种链条:政府以各种手段征地,建筑公司(他们同时又是开发商)从政府那里把土地拍到手,再以高价包给别人———直接从公司拿到地盘的,是第一级包工头,称为大包头。大包头是不会亲自召集人马上工的,他们虽是个人行为,但发挥着与建筑公司几乎相同的职能,之所以揽地,是要将土地以更高的价格再包下去,并从中获取暴利。从大包头手里拿到地盘的,称为二包头。但这还没完,下面还有三包头四包头乃至七包头八包头,每下传一次,地价就要高出一块,一直要传到没有人愿意接手了,只能从廉价的工人手里榨取血汗钱了,工程才会真正上马。目前,中国许多城市的房价居高不下,还节节攀升,可以说得出几十种原因,上述情形就是原因之一。

  这么说就很明白了,胡贵不是老板,只是一个包工头,而且是比较低级的包工头,而那些级别较高的包工头,乡下人是做不了的,他们通常都是城里人,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城里人,而是多多少少都有些背景的城里人,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与作为开发商的建筑公司一起联手倒卖土地。胡贵千方百计把工程弄到了手,他上面那一层一层的包工头就隐去了,他又直接受建筑公司下属的项目部领导了。他干了事情,修了房子,就找项目部拿钱,而项目部往往以各种理由克扣他的钱,实在克扣不下来的,就找胡贵“借”。

  胡贵从来不欠工人一分钱,如果你这个月不想干满就回家,只要提前给胡贵打声招呼,他手头再紧,也要想法在你回家前把你该得的工钱付了,然而,别人却欠着胡贵的钱,欠了很多。

  通过合情合理的手段去要回那些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欠钱的都是老爷,你去讨要的时候,他心情好,可以见你一面,居高临下地给你说几句话,但钱是不会给的;心情不好,他连见也不见你。通过合法的手段是不是就能要回那些钱呢?一般说来,像胡贵这样的人想也不会朝那方面想,他们并非不知道有法院这样的机构,但他们对这样的机构很陌生,也缺乏信任,不要说很难打赢官司,就是打赢了,也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被拖得皮裂嘴歪,到头来还不一定能执行到手。

  许许多多从农村去的、没有背景的包工头,在故乡人面前风光得很,谁知他们都吃着这样的哑巴亏,都在外面给别人当孙子。

  胡贵做梦也在想,我怎样才能把欠款收回来呢?他觉得很难,又不甘心,睡梦中都在担惊受怕。

  有人说,中国的农民工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类靠苦力,二类靠暴力,三类“傍老”(有姿色的男女,傍老板或富婆)。这第三类人,是社会的暗流,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讨论。这里只说前两类。农民工进城之初,都抱着靠苦力挣钱的单纯理想,可现实告诉他们,你一天十六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地卖命,结果还被拖欠甚至完全被赖掉工钱。吃苦不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保障,当他们苦不堪言的时候,就只有求助于暴力了。暴力无奈地成为了他们活命的最后保障。

  前面说过,胡贵在城里很吃得开,那正是因为他早就开始使用暴力。他对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心理,这反而促使了他崇尚以暴力的方式来对付城里人,就像那些天生怯懦的人很容易做出极端行为一样。同时现实也提示他:这种方法是很管用的。大嫂去他工地之前,他已经用暴力的方式要回了好几十万。他虽然个子高大,但由于太肥胖,说不上什么力气,可他采用暴力的手段很奇特,也很突然。当他被梦魇住了,在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噜中醒过来了,他会立即站起身,血红着眼珠,去工地上招呼他的工人:下来,全都下来!把铁锨拿上,把木棒拿上!接着他就交代去某某地方打某某人。而且他还说,只要去了的,不管动没动手,我都给一百块,下手把人打死了的,我给钱让他逃跑,该坐牢该枪毙,都由我去顶!工人们知道胡贵是从不骗他们的,胡贵说话是算数的,于是男男女女都从脚手架上下来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啸聚到胡贵周围,胡贵就领着这一大帮手持凶器的民工,朝目标走去。

  见这阵势,再厉害的人也会害怕。听说胡贵领着大帮人来了,欠他钱的因为自己不干净,同时可能还牵扯到背后一个庞大的黑暗网络,不敢报警;躲也不是办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他们必然迅速出动,主动跑来给胡贵说好话了,即使不能付款,也要定出个付款的日期。

  现在胡贵又面临这样的问题了。项目部说好哪几幢楼按时竣工并通过验收后就给他多少钱,胡贵按时按质地完成了任务,但项目部就是不照约付款。胡贵去找了若干次,人家根本不理他,连正眼也不瞧他,他去给项目部经理下跪了,还把那个跟他一样肥胖但戴着眼镜的经理叫爹。他说爹呀,你再不给我钱,我就没法给工人付工钱了,那些工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苦哇,领不到工钱,他们没法过日子呀,他们是在我手下干活,我不给他们工钱,就是我缺德呀,我胡贵活一辈子人,没做过缺德事呀!

  经理吐了一口烟圈,说,我即便要收干儿子,也不会收你这种下贱货吧!

  胡贵站起来,走了。回到工地,他双手叉腰,扯破了嗓子吼叫:不干了,打人去!

  有许多人是在他手下干了很多年的,知道可以白挣一百块钱了,立即听从召唤。大家都是出来讨生活,不容易,他们不愿意独享好处,就把胡贵以前的做法告诉了不知情的新手。

  大嫂就这样被卷进去了……

  公司离工地不远,过两条马路就到了,街上的人看到这群举着铁锨镐子的乱哄哄的农民,以为他们是被临时雇到哪里去干活的,以城里人看待农民工那种特有的眼神看他们一眼,就走自己的路了,只是尽量往边上靠,还把手掌当成扇子,轻轻地挥着。胡贵大踏步地走在前面,心里在对那个经理说,你个狗日的,今天让你看看谁是下贱货!

  建筑公司的办公楼有七层,那个项目部经理是住在顶层上的,说来也该出事,胡贵的队伍刚到楼外的一个小广场,项目部经理就低着头从底楼的大厅里钻出来了。听到非凡的响动,他猛然抬头,看了一眼胡贵,又看了一眼站在胡贵背后那一张张怯生生的、卑微的脸,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这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实在低估了胡贵,也低估了胡贵背后的那群人。他把滑到鼻尖的宽边眼镜推了一下,走出大厅,迎上前来说,想干啥啦?我问你们想干啥啦?一群猪,都给我滚出去!

  此前,胡贵是怀着期待的,他希望经理见到这阵势,就像以前的那些经理一样,立马给他说好话,哪怕一分钱不给,只要让他顺一口气,他也有个下来的台阶,事情也会平息。

  现在看来,他的希望落空了。

  他说,就是他,给我打!

  人群一哄而上……

  警察赶来的时候,经理倒在血泊中,仰面朝天,四肢像抽筋一样动弹。

  警察赶来就开始捕人,胡贵走上前去,说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是他召集来的,要捕就捕他。警察利索地将他铐了,继续捕别的人。

  这些平时生活在城市孤岛上的农民,此时此刻才觉得自己离开了孤岛,扑进城市的汪洋里了,他们眼里含着恐惧,站在原地,浑身抖得比那个被救护车拉走的经理还厉害。

  警察很方便地就将他们带走了,装了两大卡车。

  大嫂在看守所里蹲了一夜黑屋子,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

  建筑公司外墙上安了摄像头,哪些人动了手,哪些人没动手,一看就清楚了。

  真正动手的不到十个人,都是男人,那几个人跟胡贵一起被扣住了,其余的全放了出来。每个人出来之前都被录了口供,他们所说的,除表述上的不同,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

  大嫂是第一个被放出来的,她简直就没站到人群里去,而是躲在角落里一个椭圆形花台旁边,拌灰浆用的铁锨也没拿在手里,而是放在花台上,疑惑而悲哀地望着那边正发生的一切……

  那天夜里,医院里传来消息,说那个经理的命保住了,但落下终身残疾,是肯定了的。

  放出来的这群人,围在工地的空地上,像堆放在一起的木头。

  他们不说一句话,脑子里却像电光石火一样清醒。去建筑公司之前,他们只想着一件事,现在,很多思绪都涌上来了,很多道理都明白了。把人打死了,是要偿命的,把人打残了,是要坐牢的,这时候他们都醒悟过来了。胡贵会去坐牢吗?那几个工友会去坐牢吗?

  现在大嫂就想着这些事,她后悔死了。她之所以跟着人群去,当然是想得那一百块钱,她听人说了:不会打起来的,只是去走个过场,散散心,一百块就到手了。她买六合彩亏了三百多,当然希望通过这种简简单单的方式捞回一百块。她的大儿子早该是谈女朋友的年龄了,可他还那样漂着;小儿子还有大半年就考大学了,小儿子肯定考得上(这也是她一直梦想的),他考上了,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让他去读!而这样的事情,在农村是不少见的。每年,各个学校各个地区的高考状元,很多都是穷苦人家出身,他们的事迹被媒体宣扬着,被口头传诵着,结果闹到头,却没有钱去读大学!那些运气好的,能得到社会和好心人的捐助,可大部分人没有那样的好运气……大嫂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人是应该有知识的啊。比如这次打人的事件,都是因为胡贵和跟他去的人没知识造成的啊!她无法想象清华将来也混迹在这群人中间,去跟她一样蹲公安局的黑屋子,甚至像那些没被放出来的人一样,还有可能要去坐牢。

  而这样的一个群落,人数并不少。大嫂在广东的工地上,见到了许多夫妻一起出来打工,他们把孩子也带出来了,孩子在当地开办的民工学校读书。那读的什么书呢,不过就是混年龄罢了,混得手脚上有点儿劲了,就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从小在城市生活,对老家没有什么感情了,吃不下老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才能刨碗饭吃的那个苦了,不愿意回去了,而他们又无法融入城市,就四肢不靠地荡着,小小的年纪,就抽烟喝酒,打牌赌博,满口下流话,这样的人稍不注意,就会成为安放在城市的炸弹。大嫂有一个儿子差不多沦落到这种境地了,她怎么舍得再让一个儿子面临这种尴尬和危险———何况清华和清明是不一样的,清明好坏有一身力气,而清华却文弱得像个女孩子。

  大嫂当然想去白挣那一百块钱。

  但也不仅仅如此,她之所以跟着胡贵去,是想对胡贵报恩的。胡贵对她那么好,人家有了难处,她总不能袖手旁观。

  结果她帮了胡贵的倒忙。

  这人哪,是不能贪心的,是不能没有知识的,大嫂反复地这样责备自己……

  工程自然而然地停了下来,工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等消息,还有就是安慰胡贵的家人。

  第三天,清明来了。他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的。

  一看到清明的身影,已经两天没吃饭的大嫂,扑过去把儿子抱住了。大嫂抱住儿子哭,她说清明呢,那次你幸好没跟妈一道来,要是你来了,照你的脾气,说不定也被关起来了……

  清明则显得很冷,他以很不屑的、淡然的口气对母亲说,即使我来了,也不会去做那种蠢事。我做得最出格的事情,就是读书的时候欠债让你着难,再就是逼了爸爸,逼了爸爸过后不到两天,我就后悔了,就知道不该逼他了。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外人的事,更不可能做出胡贵做的这种蠢事。

  大嫂泪眼婆娑地望着儿子。

  她第一次看到了儿子身上的另一面。

  判决结果下来得出人意料得快,胡贵被劳教五年,其余几个动手打人的,劳教两年到五年不等。胡贵希望用暴力去为自己获得保障,他不知道,你再冤枉再委屈,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人家的健康和生命。剥夺人家的生命,是天底下最大的罪恶;剥夺人家的健康,让人家承受终身残疾的痛苦,是仅次于前一种罪恶的罪恶……

  那个经理通过治疗,别的地方无大碍,但左脚的跟腱被镐子掘断了,接上之后,左腿短了一大截,走路跛得相当厉害。他的医疗费全是胡贵承担的,胡贵还一次性地赔偿他的各项损失(包括精神损失)三十万元。项目部欠胡贵的钱是怎么处理的,工人们不知道。

  在此之前,工地由胡贵的小舅子领头(打人那天,他外出买材料去了,没有参与),他小舅子也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了,但遇到大事小事都毫无主张,动不动就跟人吵架。好在工地上的人都记得胡贵的好处,从不跟他计较。在胡贵等人的判决结果下来之前,他小舅子从没给工人发过工资,工人们依然没计较,大家都抱着幻想,以为胡贵赔了钱就能够出来,没想到还是被判了五年。一些不是从清溪河流域来的工人,知道跟着胡贵的小舅子没什么搞头,没领的工钱也不要了,打起铺盖卷走人了。他们一走,胡贵的老乡也人心思散了,他们出门毕竟是为了挣活命钱,现在挣不到钱了,留下来怎么办呢?胡贵的小舅子见此情形,完全没了抓拿,只是像泼妇一样跺着脚骂人。

  完完整整的一个工地,顷刻间就瘫了。胡贵的那一大家子人,哭哭啼啼地回了老家。老家的房子早就垮了,那块空地早就变成茼蒿漫长野鸡栖息的荒地了……胡贵带着亲人出来转了那么大一个圈子,结果最终还是回了老家,而他本人,五年之中还必须蹲在大墙之内。

  工地暂时无人接手,那些立起来的房子,成了烂尾房。

  大嫂不想走,可她不能不走了。

  她没有走远,还是在那座城市里。

  那地方也跟众多城市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大工地,搞建筑的到处都是,但大嫂明白自己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谁还愿意要她呀。建筑工地不要她,别的厂家也不要她。他们宁愿要童工,也不会要一个老太婆。她在那座城市的偏僻处,租了间窄小、阴暗而潮湿的地下室,找了个背篼和几条蛇皮口袋,买了一把秤,干起了拾荒的营生。除了去公园和海边拾荒,她还去居民小区收酒瓶,收废报刊,去得多了,住在那些小区里的城里人都认出她了,如果家里有了可再利用的废物,又在路上碰见了她,就跟她约个日子。大嫂很自觉,去别人家收东西,从来都只站在门口,别人把废物抱到门口来,她整理进蛇皮口袋里,再称秤。她从来不抠秤,城里人也很相信她,她称秤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把一只脚站出来瞅。有一些好心人,见大嫂嘴皮子起壳,心想她的喉咙一定冒烟了,想喝水了,就用纸杯给她倒一杯凉开水出来。大嫂通常是不喝,她想我一个乡下人,身上脏兮兮的,怎么能喝城里人的水呢?她知道纸杯是一次性的,但还是觉得自己会把城里人的水喝脏。有一些城里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很固执,非要她喝下不可,于是大嫂就仰起脖子喝了,她分不清自己喝下的是开水还是泪水。

  城里的好人和乡下的好人一样多,可是,究竟是什么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这么清楚的呢?

  大嫂永远也不会想明白。

  开始拾荒的那段时间,大嫂的收入不行,自从跟小区的居民熟识过后,收入很快就上去了,比在胡贵的工地上还多。

  她那双卑微的手,捡起城里人不要的东西,之后变成了钱……大嫂为此感到很幸福。

  更让她幸福的是,清明跟她在一起了。清明而今在一家石材厂上班,离大嫂租房子的地方有两公里左右,每天下班之后,他就步行回到租房,跟母亲一起生活。他的话比以前少了,但干起活来再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挣几个钱,也不是胡乱花掉,而是将绝大部分交给母亲,往家里寄多少,往账簿里存多少,都由母亲去处理。他对母亲说,我这样踏踏实实挣几年钱,争取回普光镇办个小型砖厂,然后再慢慢扩大……

  胡贵出的那件事情,在儿子心里引起的震动,大嫂看得最清楚。

  这年春节,大嫂依然没回来,清明也没回来。到了三月间,大嫂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她兴奋得话都说不明白了,她说夏至呀,我看到你写的书了!我去一户人家收废报纸,那家男主人又拿出几本书来,让我一并称了。我一看,就在一本书上看到你的名字了,我说天啦,这是我家三弟写的呢!这是我家三弟写的呢!那家男主人把书拿回去看了看,说你三弟叫李夏至?我说还不是么?他就翻开一页,说是这个人?我一看是你的照片,说咋不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哪!那家男主人笑了,说,既然是你三弟写的,这本书你就不用称了,我送你算了。那么厚一本,他就送给我了,这都是看在我三弟的面子上啊!我拿回来后,当天晚上就读,可是我读不懂啊,以前我看马经书,那上面翻来覆去就只有那么些字,你这书上到处都是生字,我没法看啊,我叫清明念给我听,没想到那个家伙比我认的字还少!我说你当时不好好读书吧,你三爸写的书你就没法读了……我才舍不得卖你的书呢,我把它放我的枕头上……

  两行热泪,静静地滑出我的眼眶。


  晃眼间到了六月,清华高考的日子来了。六月二十号左右,我丢下手中紧要的活,回到故乡去,住在县城里等清华的高考成绩。

  县城的一个朋友掏钱把我安排进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宾馆,我住在那里,想着大嫂当年等我的高考成绩时露宿在学校花园里的情景,就怎么也睡不踏实。

  两天之后,高考成绩下来了,清华考了个全市第二。

  我把电话打到清明的手机上,手机虽然通了,但没接听。那是上午十点左右,清明肯定在上班,石材厂电锯的尖叫声使他听不到手机响。我一刻不停地按重拨键,按了约摸一个小时,清明终于接了。我说清明啦,赶快回去找你妈,让你妈接电话。我想把这个喜讯,第一个就告诉大嫂。清明说,是三爸呀,妈拾荒去了,她旮旮旯旯到处走,找不到哇。我说别管,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清明一听这么紧急,还不知道啥事呢,立即说,要得,我马上去请假。

  当大嫂下午一点过把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故意以平淡的口气向她报告了清华的成绩。

  电话里传来模糊难辨的声音。

  过了好一阵,大嫂才带着哭腔说,三弟,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那天余下来的时间,大嫂连午饭也没吃,就赶往火车站买票。她知道这里每天上午才有发往四川的火车,这样的时节,车票并不紧张,开车之前去都能够买到票,但大嫂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那张车票攥到手心里。她只有攥住车票了,才像获得了某种保证。

  车票很顺利就买到了。大嫂没回租房,而是乘车朝城南奔去。

  十五公里外的一座监狱里,关押着胡贵和她以前的几个工友。

  监狱在一个乡镇上,规模很小,大门正对着镇子狭长而繁忙的独街。大嫂在一家四川乐山人开的卤肉摊上称了两斤猪头肉,就朝监狱走去。走出几步,大嫂想,那么几个人,两斤肉哪里够呢,又倒回去,添了一只很有名的“乐山甜皮鸭”。这东西十四块钱一斤,大嫂自己从没尝过,加上她早就饿了,当摊主那双肥胖而油腻的手把剁好的甜皮鸭往袋里装的时候,大嫂的喉咙咕嘟了一声。

  要在平时,大嫂来这种地方多多少少会有些胆怯的,但今天她心里装着一个巨大的喜事,她一点也不胆怯。她在门口登了记,就进去了。想象中的监狱,一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喧嚣,事实上这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不踏实。爬上一段很长的斜坡,就是一个并不宽敞的停车坪,大嫂正站在那里观望,两个狱警从旁边的房子里出来了。大嫂向狱警说明了来意。

  结果,只有胡贵在,那几个工友都外出了。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没有煤炭可挖,没有田地可种,他们接受劳教,就是被押解着去附近各地为某些行业或部门修房子。这些人,多数都是在狱外搞建筑,进了监狱还是搞建筑,但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了。胡贵之所以没去,是因为他昨天才去了,今天留在狱内洗车。

  狱警仔细检查了大嫂带来的食品,没发现异物,才把她带进亲友会见室。

  不一会儿,胡贵进来了。胡贵看见大嫂,竟然一点也没吃惊,只是朝大嫂笑了一下。在他进来之前,大嫂一再对自己说,不要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不要做出怜悯他的样子,总之是不要做出在监狱里见他的样子。可胡贵一出现,大嫂就做不到了。胡贵被理了光头,这倒没什么,他以前也是理很浅的板寸头,可他那身带蓝横格的囚服,让大嫂不敢朝他身上看。他穿着深筒水靴,水靴上湿漉漉的,裤子和前襟也是湿漉漉的。他当了多少年老板了,大嫂想,他有多少年没干过这样的活了……特别是胡贵笑那一下,就像在一整块冰面上敲开了一个洞,水从那洞里漫出来,让人不是感觉到暖意,而是加倍的寒冷。

  胡贵坐下来,胖大的身躯松弛着,大嫂想好了一大堆要对他说的话,这时候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胡贵显然也想说话,可他也说不出来,两片厚嘴唇不住地颤抖。大嫂想起她带来的食品,急忙打开,说胡贵,你吃些,我这就去给你要双筷子来。胡贵疲惫的眼神有了光彩,他把大嫂一拦,就用手抓着吃。那真是狼吞虎咽。大嫂看着他两只手不停歇的样子,听着他因来不及咀嚼喉咙里发出的吃力的滚动声,心里涌起只有母亲看到饥饿的孩子时才会有的酸楚。

  一个在外面挣扎了多年的人,一个凭借忠诚和勤苦当了老板的人,竟成了这样……

  大嫂说,胡贵,没啥了不起的,人这一辈子,都要有些坡坡坎坎。

  胡贵没应声,腮帮快速地蠕动着。

  大嫂说,胡贵,我小儿子考上大学了。

  胡贵将一块甜皮鸭的骨头剔了出来,他剔出来后,又舍不得丢掉那块骨头,放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

  大嫂说,胡贵,我小儿子考了老高老高的分数。

  大嫂多么希望把她的好事跟胡贵分享,多么希望胡贵能从她的好事中得到快乐。可是胡贵什么也没听见。

  他把那块骨头嚼烂了,眼睛鼓了几下,吞进了胃里,接着又抓起一块鸭脖子。

  规定的探监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嫂说,胡贵,我明天就回家了。

  胡贵猛然间停了下来,眼里燃烧着一团火球。他就这样看着大嫂,像大嫂就是家乡那片云蒸霞蔚的土地。

  他二十多年前就把家乡甩了,可此时此刻,家乡却钩子一样掏着他的心窝。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真的愿意离乡背井……

  大嫂说,胡贵,我回去后,过两天就去杨侯山看你的家里人。

  胡贵摇晃着站起来,朝大嫂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狱警就把他带出去了。

  从监狱出来,看着街面上痛快淋漓地演绎着的人间世象,大嫂回望监狱大门内那段长长的斜坡,恍然如在梦中。

  那还是下午五点钟左右,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但大嫂已经走到了时间的前头,她仿佛坐上了一辆长着翅膀的火车,眨眼之间,她就看到银带似的清溪河了,看到把老君山开得亮亮堂堂的映山红了———她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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