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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罗伟章长篇小说《世事如常》

编辑:邓青琳 | 时间:2018-03-20 10:20:08 | 来源:周晓风

古华的《芙蓉镇》1981年甫一问世,旋即引起轰动。小说展示了1963年到1979年以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对南国偏远小镇——芙蓉镇带来的伤害,深刻表达了某种反思主题。37年过去了,依然是南方小镇,同样描绘乡村生活,罗伟章的长篇小说新作《世事如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1月版),以回龙镇这一罗伟章惯用的文学地标,展示出另一番风景。罗伟章不仅彻底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乡村的想象性建构,还触摸到“人”的问题本身,探问到精神生活的内部。


一、如常与无常


罗伟章是当今颇为活跃的实力派作家。他的作品,大多通过普通人物的命运遭际,着力揭示社会变革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投影。长篇新作《世事如常》,则以新世纪乡镇生活为题材,从另一角度,切入生活与人性渊面底下的真相。

表面看,回龙镇是平静的,平静到平淡。小说开篇,就坦诚了主人公“我”(谢明)感觉到的无趣:生老病死,人情世故,日复一日;发生在镇上的事,无非是何大盛开了家韩式烧烤店,邱波卖上了火锅,镇子背后挖出了古墓群,发洪水时从上游冲来一条狗……立秋过后,连晨光也是每天按时到来。生活太过平常,让“我”觉得没意思。

然而,那些一地鸡毛的如常日子,潜隐着无常的暗流。这些“暗流”,既有乡村文化的失落、秩序和价值规范的破坏、人情感的淡漠,还有人性的扭曲和变异。回龙镇人是巴人后裔,能歌善舞,浪漫疏阔,高贵的血统,使他们不屑于做盗贼,更不屑于对弱者(女人)下手。不抢女人,不强奸女人,不骗取女人钱财和肉体,是他们历来的规矩。在传统乡村秩序里,规矩比法律更让人信服。然而,覃中安受马婆婆资助多年,大学毕业后去各地流窜,专骗女人。土地荒废,农民对庄稼的热情消失,不再期望以勤劳换取更好的生活,人们的目标“像刀尖一样明确:钱”。为了轻松地赚钱,冉小花的“北方馒头”是回龙镇土产的麦子做成,何大盛的韩式烧烤吃起来是满口川味儿,红木家具是水杉木打制,瘟猪肉、注水牛肉、锦鸡、野山羊到处贩卖,严文炳为获得高额拆迁赔偿,硬是在丈量前把自家猪圈连夜砌到三层……随处可见的“恶”,已屡见不鲜,人们也习以为常、津津乐道。

暗流总有一天会激起惊涛骇浪。“李兴事件”就是那股巨浪。在整条街上,李兴显得不那么“和谐”。作为包子店老板,他不怎么打理生意,而是酷爱看书,且逢人就讲书中的道理。对“我”而言,李兴是个影子般的存在,他执着地关注我内心最不愿失去却已经失去的东西,比如书,比如信仰。这令“我”有些恨他。李兴最让“我”恨的,是他不屑于公共标准,按照理想主义方式塑造自己,认为人总得信点儿什么,心狠手辣救不了世界。可就是这样一位稍显迂腐的读书人,却在五年前禁不住诱惑,奸杀了醉酒的任小青。五年后,李兴无法忍受内心煎熬,爬上高压线杆自尽,并留下遗书袒露真相。他之所以一再谈论“慈悲”和“信仰”,正是杀人后精神备受折磨,渴望自己有罪的灵魂得到救赎。

“李兴事件”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看似和谐的乡镇,也让我们产生诸多疑惑:平静如常的回龙镇,一切似乎都是那样合情合理,又是什么导致了动荡,酿成了悲剧?或许,这正是作家撕开重重迷雾,要展示给我们看的。说到底,颓败的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中的人。平静与寻常的雾霭散去,裸露出的是人性的荒原。传统乡村在世俗的“恶”的压迫下,人的精神在悄然改变。《世事如常》所演绎的,正是现代生活内部善与恶的冲突,也是“恶”怎样修改了“善”的规约。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在古华的《芙蓉镇》中,李国香、王秋赦之流的“恶”,来自于乡村生活之外的极左思潮,一旦拨乱反正,复又归于安宁,然而《世事如常》中李兴、覃中安等人的“恶”,却来自颓败的乡村生活内部,是人的自觉选择。


二、轻松与沉重


《世事如常》的叙述,是以一种轻松、平淡和不动声色的口吻展开的。这种叙事姿态也与《芙蓉镇》表现出很大不同。在《芙蓉镇》里,极左路线对农村带来的灾难,被描写得极为严重而又沉痛,且伴以淋漓酣畅的议论,抒发由此产生的强烈情感冲击。《世事如常》表现的景观,不可谓不严重,情感冲击不可谓不强烈,作者却以“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叙事姿态,以轻松书写沉重,不动声色地展示出回龙镇那片人性的荒原。

所谓人性荒原,说到底,是人的自私、冷漠、贪婪,且丧失了道德底线。回龙镇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倾向,剁掉女孩一根手指以充当残废,逃避罚款,并非什么新鲜事。真正让人惊讶的,是断指女孩们的态度:她们也跟大人一起撒谎,并且压根不认为自己在撒谎。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狂人的呐喊:“救救孩子”!但罗伟章不用夸张的笔触处理,而是收起自己的犀利和尖锐,以一种平和的、从容不迫的方式,剖开人性扭曲的种种图景。

罗伟章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他熟悉且挚爱的乡村。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乡村生活大多还是一片模糊的背景,比如《饥饿百年》、《我们的成长》、《大嫂谣》、《我们的路》等等,主人公都深受生活的折磨,尽管艰辛,却仍然保持了传统的世态人情。稍后发表的《白天黑夜》,仍然讲述乡村中的动人故事,其乡村伦理和人性光芒,都给人留下希望和眷恋。随着对生活感知的深化,罗伟章的创作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一时期,回龙镇成为了他的文学地标。在《小镇喧嚣》和《回龙镇》里,回龙镇成为了疯狂、冷漠和麻木的场域。

基于此,《世事如常》里的回龙镇,成为人性的荒原就不奇怪了。

在这部小说里,作家进一步强化了此前已经出现的“冷”叙事,把回龙镇的故事讲述得平和而又惊心动魄,充满强烈的艺术张力。罗伟章不仅刻意把自己的叙述情感压制到“零度状态”,以便更客观地还原现实乡村的原生图景,而且以一种刻意的冲淡,来展现隐匿在生活中的“恶”的悄然蔓延。仿佛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才是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这其中有一个关键性构成要素,就是作品中“我”的角色变化。罗伟章的许多作品,都有一个在场的“我”,此前的“我”,既是小说人物,是作家的叙述对象,同时也是见证者和讲述者——是一位与乡村有着密切关系的局外人,对乡村有深厚情感,因而以一种感伤和悲悯的眼光去观察和诉说。然而在《世事如常》里,“我”成了乡村中的一员,乡村中的种种善恶,必有“我”的一份。作品中叙述者的这种身份变化,无疑使小说在结构方面,进一步做到了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所说:叙述者与作者有了共同的信仰。

罗伟章叙述风格的这种变化,也许会让一些评论家感到遗憾。但正如许多作家都曾经说过的那样,生活本身比任何方法和技巧,都更深刻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过去有一种大家熟知的文学理论,叫“自然主义”,批评文学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生活的本质描写生活,这其实是希望文学直接干预和改变生活,但这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法则,更不符合文学自身的法则,所以陈思和教授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中,避开这个说法,把那些“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的表达方式,称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陈思和坦言,他阅读《秦腔》的感受就好像在读一部日记,似读流水账,然而通读过整部小说,就会感到中国农村和农村文化的衰败与颓亡非常令人震惊。罗伟章的《世事如常》,又何尝不是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中国农村和农村文化的衰败与颓亡?罗伟章以他“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姿态和笔调,道出的是一种深刻的悲凉。


三、理想与现实


乡村,作为一个隐喻,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一片净土。诗意乡村,是“乡村叙事”不言自明的默契共识。五四时期,鲁迅将“乡村”和“农民”作为“封建中国”长期濡染的国民“劣根性”象征,以冷酷尖刻的笔力进行文化批判。此后,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乡土,成为“乡土文学”家们的主导倾向。乡村更多地表现为“故乡”,是身体与精神漂泊者的“家园”,正如丁帆在《中国小说史论》中所说:“一般来说,和现代西方乡土小说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家,甚至说百分之百的成功乡土作家都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运用,以及重新在主导思想上确立了革命文学中“小我”和“大我”的关系,一些评论家发现,乡土文学对于革命逻辑具有某种腐蚀性,导致乡土文学一度在当代文学中销声匿迹。直到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古华、以及高晓声等作家开始重新寻觅乡村“田园诗”。但这时期的乡土描写,总体上仍然属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一部分。一直要到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小说,才显示出深厚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意蕴。在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以路遥、莫言、张炜、陈忠实、贾平凹、刘恒等为代表的作家,大都致力于乡村文化和乡村人性的书写。90年代到新世纪的“底层写作”,与之前的乡村小说叙事相比,显示出多一分的清醒与主动。这一时期以李锐、刘庆邦、刘醒龙、曹征路、陈应松、罗伟章等为代表的乡村小说创作,开始转向对当下中国乡村发展的关注,乡土小说创作也因此发生重要变化。

以往的乡村小说中,农村的混乱与动荡,以及农民精神的裂变,多是外在因素导致。这些“外因”包括天灾、战争、极左路线,以及混合着不加限制的金钱和权力的市场化浪潮等。在一百年来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上述外部因素所构成的混合体,对乡村生活的长期侵蚀所造成的影响,极为剧烈,终于导致乡村伦理的瓦解和乡村生活的颓败,进而导致“乡村神话”的终结。这些外在因素的破坏力,最严重的还不在于看得见的改变,而是那些似是而非的价值体系所带来的看不见的改造。这种改造由最初的陌生和灌输,到后来的内化和认同,终于成为乡村伦理蜕变扭曲的内因。罗伟章的《世事如常》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正是因为作家在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中,深刻展示了当下乡村生活内在的颓败。

在罗伟章笔下,乡镇里的人们,经济生活虽较过去有了提高,但乡村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失去了内在依据,乡村伦理的解体更是成为普遍事实,人们则成为了没有精神支撑的游灵,一旦有机会恶魔附体,就会成为摧毁乡村的同时,也摧毁他们自身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已被接受——从精神内部。这才是最让人无法释然的地方。小说中有一处富有反讽意义的细节,写“我”回到家乡经商以后,回龙镇上唯一的读书人李兴,经常向我请教信仰问题。可正是这位李兴,制造了惊天杀人案。但李兴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今中国乡村发展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惟其如此,问题才变得格外严峻。陈晓明在评论贾平凹的《秦腔》时,曾经注意到贾平凹描写乡村的萎缩——主要是精神的萎缩,认为这部小说,更为内在的是表现了乡土中国文化想像的终结。如若说《秦腔》是乡村神话建构的终结者,那么《世事无常》则不仅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乡村”的想象性建构,还触摸到了当下中国乡村“人”的问题本身;不止是乡村人,还有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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